应该推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_新闻台

　　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遍地开花的政府公祭都能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且有渐渐沉重之势。今年，有媒体总结为“祖先争夺战”几近白热化，河南焦作与湖南炎陵瓜分炎帝；湖北竹山、河北涉县、甘肃天水和山西长治等地均以女娲为尊；陕西黄陵与河南新郑都把公祭黄帝升格为“国祭”；等等。

　　在“祖先争夺战”之外，对历史名人的争夺就更加数不胜数，使公祭这件本来严肃庄重的事情，染上了乱哄哄的色彩。即便公众早已产生了“公祭疲劳”，但照当下的发展态势，还要持续若干年是完全可以预见的。这样的话，我倒是觉得很应该公祭王阳明。对，就是明朝那个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新闻中看到，今年清明贵阳公祭了他，但只是学会加公司的行为，“级别”很不够，意味着重视程度的不够；而且，公祭的目的，也只是泛泛的“营造城市文化氛围”一类，虚。

　　公祭王阳明什么才是实的呢？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的理论博大精深，我们当然要“撮其要者”，那就是他的“知行合一”。前几年我曾经慕名去过贵州的龙场，亦即王阳明37岁时贬谪之所，就是在那里，他“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觉呼跃而起”。印象中一进院门，迎面就是凿在石头上的“知行合一”这四个大字，署名居然是“蒋中正题”。“知行合一”，正是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核心。

　　浏览当代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果，如冯友兰、任继愈诸先生的同名著作，关于“知行合一”的阐释，见仁见智。如冯先生说：“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吾人必致良知于行事，而后良知之知，方为完成。”而照任先生看来，王阳明此说在“实质上是用知去代替行、统率行”，是“故意抹煞了知和行在性质上的区别”。在下虽对哲学一窍不通，然亦深知对圣贤语录即便阐释得南辕北辙也纯属正常。万把字的《论语》，也不知邯郸学步还是其他，总之今天也仍在不断产生“卖点”。

　　无论学术界如何研究，小子推崇“知行合一”首先在于“望文生义”，翻阅前人早已撰成的大著，才知道这一点上倾向于赞同冯先生，用阳明先生自己的话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盖因为我们今天方方面面存在的问题，其实质都在于知与行完全变成了“两张皮”，道理呢，谁都知道，做起来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对落马的贪官，我们毫不客气地掷去了“两面人”的大帽子，对这种“两张皮”现象又该如何命名呢？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把律条订得再精细也没有用，他存心要钻空子，你的律条就永远没有健全的可能。当年，徐爱以孝悌为例，指出世人多知应孝应悌，但是不一定能孝能悌，阳明先生对此的回答是：“世间有两种人，或是不解思惟即任意去做，或是悬空思索不肯躬行。”以今天的情形作补充，完全可以再添上第三种：说归说，做归做。4月7日，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在微博上指出：“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全国政协委员吕凤鼎跟帖评论又提到了公车改革的问题，痛心疾首之情溢于言表。公款消费的危害如今认识得足够透彻了，什么都明白，但是“致良知”出了问题。

　　借公祭王阳明而弘扬他的“知行合一”，该可算是泛滥的公祭行为中的一抹亮色了。当然，我在这里纯粹是想当然，因为众多公祭的本质不过是“政绩工程”的一个变体，关联为经济搭台、唱戏一类，根本就没有指望从公祭中汲取真正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