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教授”的示范意义_新闻台

　　中南大学22岁在校生刘路，因成功破解困扰国际数学界20年之久的 “西塔潘猜想”，3月下旬被中南大学破格聘请为正教授级研究员，并获百万元重奖，刘路因此成为中国目前最年轻的教授。与此前“23岁焦三牛任副县级干部”相比，“22岁教授”显然更具新闻杀伤力，迅速占据媒体重要版面，引爆各种评论。

　　“22岁教授”的突破性，让人自然联想到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大家不禁追问，刘路之路，是否为解答“钱学森之问”提供了新的参照？中国已经吹起大师成长的清劲季风？如何让更多的大师源源不断涌流出来？

　　大师的出现，本来就是一件充满传奇的事情，其中许多轨迹、许多因素并不可控，大师贵在难以复制。但深究其理，大师成长却并非没有一点规律可言，在托举大师的众多手臂中，至少有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一赖经济科技发展之力。大师及其成就，就像一座宝塔的塔尖，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发展程度、引领地位，无疑是塔身的重要组成。只有塔身足够粗壮牢靠，塔尖才有华美屹立的可能。没有登上月球，何以奢望火星？多年来，诺贝尔奖自然科学奖项每每落户经济、科技发达之国家，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二赖良性制度设计之功。时势造英雄。人才的成长，得益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他们往往必然或偶然获得了宽容、自由的成长空间。而我们的许多事情，坏就坏在说法太多、规矩太多。“凡事不能一刀切，但是必须切一刀”，在这样诡辩式的说辞中，许多希望之星止于摇篮。制度是否存在重大问题，恰是“钱学森之问”的关键所在。

　　2003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之后，“不惟学历、不惟资历、不惟身份”等一系列“惟才是举”的观念广为传播，人才工作增添许多活力，人才成长环境更加开放自由，人才工作成效自然不容质疑。但是，现实仍然不容乐观，各种有形无形的手，还在死死钳制着许多人才的成长进步之路。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个没有一定身份、一定学历的人搞出一项发明、做出一项成绩，上上选秀节目也许不难，真正得到重视却难上加难。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在管死与放乱的考量中，许多地方或单位宁愿选择前者，一是不抵触规定，麻烦少；二是不承担风险，责任小。一些可能成为大师的人由此只能被坊间伤叹，一些人才工作也因未能纳入体制管理而失去依托，根本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过问的可能。

　　对于“22岁教授”的出现，舆论毁誉有之，有人质疑校方炒作，有人担心力捧之下，刘路会成为另一个方仲永。刘路之路是非得失，当然需要时间检验。但我们认为，“22岁教授”决不止于“惟楚有才”，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更是一个好的示范。

　　贺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