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的一周，“中南大学聘请22岁的刘路为正教授级研究员”成为科教界的热点。他创造了两个“中国第一”——第一个大学没读完就成为教授的人，第一个22岁成为教授的人。

　　这位22岁的正教授带给我们怎样的联想？

　　在可查证的资料中，中国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前应该是著名外交家、书法家、1904年10月出生的叶公超先生，他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1927年任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并兼吴淞中国公学英国文学教授，时年虚岁23。

　　在叶公超那个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是值得回味的，一是名校甚多，清华、北大、中央大学、浙大、西南联大、燕京大学等，都跻身世界前100名；二是大师辈出，20余岁的教授亦大有其人，如胡适、钱钟书、陈省身、华罗庚等，他们不仅国内有名，而且也颇具国际知名度；三是学科实力较强，清华的文史、数理，北大的文史，协和的医学、交大的工学、南开的经济学、东吴的法学、金陵大学的农学等，都名扬海外；四是教授稀缺，一般的大学都只有几名、几十名教授，连清华与北大也都只有约100名教授；五是职称非终身性，比如叶公超1927年在暨大、吴淞是教授，1929年到清华也是教授，但1935年到北大就只是一名英文系讲师；六是教师学习机会多，清华规定教师每4年即可公费、带薪出国研修一年，北大、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等规定任教满7年可以出国进修一年；七是教师待遇好，北洋时代教授月薪可达白银200两，五四前后可拿到近300银元，民国时可拿600元左右，折合成今天的购买力，月薪都超过了万元；八是教师慎独于学问，战前生活在清华园的王元化就说：“当时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国民党当官的。”九是教师积极服务社会，不仅在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中，都有教师的身影，他们还资助青年，自办《新青年》《独立评论》等刊物，发挥社会影响；十是培养的学生质量高，大学生毕业后多成为社会名流，出国留学生约20万，归国率远远超过90％，回来从教的超过60％成为了教授。

　　中南大学擢拔22岁大三学生为教授，并给予其100万元的奖金，这本身体现的两点，很有意思，第一点，刘路不是被评为正教授的，而是聘为正教授级研究员，也就是说刘路可能像当年的叶公超一样，现在在中南大学是教授，过几年到别处去了，或者中南大学觉得它不符合教授条件了，他就可能不是教授了，这种压力或许可以避免一些专家担忧的“方仲永悲剧”的发生，即使发生了“方仲永悲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那时候不聘他当教授就行了。第二点，刘路被聘为正教授，并没有我们习惯了的省部级科研项目、科研经费，也没有国际权威期刊上的论文，只是一项硬东西——破解了国际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这对我们打破以往评职称论资排辈、量化科研项目与论文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相比于叶公超那个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我们现在差的不是钱，不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决心，而是缺少大师，缺少培养大师的环境。当然，在知识更新、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大师的成长远比叶公超那个时代要难。中南大学特批刘路硕博连读，为其“量身打造”培养方案，奖金100万元，在国内外、在全世界、在设备领域最好的地方去讲学、访学，丰富他的阅历，给他的科研提供更好的平台，不管最后刘路是否能够成为大师，但这种尝试比让特批姚明硕博连读有意义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