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制度是学术之福_新闻台

　　复旦大学近日表示，2012年将在全校范围内实行高级职务聘任“代表作”学术评价制度。这意味着，发表论文的数量在复旦大学不再是证明学术水平的唯一方式，只要能拿出优秀的成果或者论文，并且经过业内专家匿名评审通过，教师就可以直接晋升教授或者副教授。此前，自2010年起，复旦大学在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历史系试点“代表作”学术评价制度，2011年扩展到整个文科领域。(《中国教育报》3月28日)

　　复旦大学之所以实行“代表作”学术评价制度，其目的是为了纠正当前学术研究领域出现的“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偏差。在笔者看来，这种“论文减负”的导向触及了当今中国学术体制的弊端，是学术之福。

　　近年来，为增加发表论文的数量，一些高校教师可谓是挖空心思——— 有的粗制滥造、拼拼凑凑、旧作翻新；有的在情急之下越过学术底线，抄袭剽窃，随意将他人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比如，河南一教授抄袭本科生论文事件、川大副研究员涉嫌抄袭论文事件等。这些现象，让公众眼中无比神圣的“学术研究”斯文扫地，让学术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大打折扣。

　　要解决上述问题，就不能不分析它们生长的“土壤”。众所周知，教师的职称不仅反映了其科研和教学水平，同时还关系着他们的工资和各种福利待遇。而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对教师进行考核、评定职称的衡量手段之一，就是统计其论文的发表数量。这样一来，出于利益的考量，高校教师很容易放弃那些科研花费时间较长、耗费精力较大的“硬骨头”，转而大量地写一些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的论文，以满足考核评审时对论文数量的要求。正如中科院院士陈佳洱所说：“现在很多研究都是‘论文驱动’，而不是科学目标驱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提级、奖励、待遇都是和文章挂钩的。”

　　更可怕的是，这种简单的“量化考核”不但使科研成果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且还给科研活动套上了急功近利的枷锁，让某些人为获奖和晋升而搞“短平快”，使可贵的创新智慧遭到扼杀，形成了对人才的“逆淘汰”，优秀人才的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不仅让科研发展陷入了功利化怪圈，也造成了科技人员、科研智慧的巨大浪费。长此以往，必将制约我国科研创新能力的提高，最终影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

　　由此而言，复旦大学推出“代表作”学术评价制度，无疑具有矫枉和纠偏的积极意义。希望更多科教部门和单位能够从复旦大学“代表作”学术评价制度中受到启发，主动革除滋生学术研究弊端的“土壤”，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如此，才能树立起更加科学正确的学术导向，有效解放和发展学术“生产力”，让“科学的春天”更加绚烂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