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制度是学术之福_新闻台

　　2012年复旦大学将在全校范围内实行高级职务聘任“代表作”学术评价制度。此前，自2010年起，复旦大学在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历史系试点“代表作”学术评价制度，2011年扩展到整个文科领域，这让那些真正优秀，但又不符合现有较为“刚性”学术要求的人才脱颖而出，不用“数论文”也能评教授。（《中国教育报》3月28日）

　　复旦大学之所以实行“代表作”学术评价制度，其目的显然是出于克服当前教师单纯追求论文发表数量，而忽视论文质量的考虑。在笔者看来，这种“论文减负”的导向触及了当今中国学术体制的一个弊端，是学术之福。

　　近年来，为增加发表论文的数量，高校的一些教师在论文上花费了巨大的心思。在这种氛围中，他们不但不安心搞科研，反而不惜损害学术尊严，抄袭、剽窃他人的成果，使得学术腐败事件屡有发生。比如河南一教授抄袭本科生论文案件；川大副研究员涉嫌抄袭论文事件；等等，这些所谓的“教授”无不是上网下载几篇相关论文，经过“粗加工”后，便擅自将他人的成果据为己有。

　　要力避上述问题，就不能不分析它们生长的“土壤”。目前，国内的大多数高校对教师进行考核、评职称的衡量手段之一，就是统计其发表的论文数量。教师的职称不仅反映了其教学水平，往往更关系着他们的工资等各种福利待遇。这样，教师很容易放弃科研花费时间长的项目，转而大量地写一些缺乏创新的论文，以满足考核评审时对论文数量的要求。正如中科院院士陈佳洱所说：“现在很多研究都是'论文驱动'，而不是科学目标驱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提级、奖励、待遇都是和文章挂钩的。”

　　更可怕的是，这种评价体系正在培养有价值的科研成果的“杀手”。因为这种简单的“量化考核”不但使科研成果得不到客观、公正、公平的评价，而且还给科研活动套上了急功近利的枷锁，让某些人为获奖和晋升而搞“短平快”，使可贵的创新智慧遭到扼杀，形成了对人才的“逆淘汰”，诱使科研工作走向其反面，优秀的人才沦为平庸或者无法发挥价值，让投机取巧之徒大占便宜。长此以往，必将制约着我国的科研创新能力，毁蚀宝贵的创新精神，而这将大大制约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

　　在国外，大多数高校对教师和研究生没有论文发表数量的要求，对教师的学术水平大多采用同行评议的方法，既要看他们的学术论文数量，更要看他们论文的质量。其实，一些著名的学术大师终生发表的论文数量屈指可数，但每一篇可能都是经典之作。显然，这样的评议比仅仅计算论文数量准确得多。现行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忽视的正是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仅仅是几个人在那里坐而论道，再来个各怀目的，又怎能不扼杀有价值的成果，放行无价值的“学术垃圾”？

　　由此看来，复旦大学以“代表作”学术评价制度取代“数量考核制”，主动革除滋生弊端的“土壤”，这是非常有远见的。如此一来，它可以净化校园里的科研氛围，让学术研究远离浮躁，营造学术研究的求真务实之风，有利于让高校教师和学生静下心来搞科研，创造出更多的学术精品。

　　(来源:东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