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我在加州读初中时，社会课的老师组织了一次春游，目的地是离学校不远的公共墓地。这是个很普通的社区陵园，里面没有名人也没有古董级棺椁。那天加州的天气一如既往的好，阳光、草坪、绿树，如果不是老师时常提醒我们要“注意脚下”绕行墓碑的话，和普通的春游没什么区别。当时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张白纸和一支铅笔。老师让我们寻找一个自己觉得有意思的碑文拓下来。回到学校，老师引导我们从一般短短几十个字的碑文推断出当地历史的一些侧面，社会的演变。那次春游给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最大的启发是，除了做鬼故事和好莱坞大片的背景，墓地其实是一个肃美的凝结时间、历史与文化的地方。

　　若干年后，在欧洲求学工作，我发现对于我的很多同事来说逛知名墓地和逛博物馆几乎是一样风雅的事情。巴黎是一个好例子。大概很多中国人对巴黎作为文化之都的理解是其拥有100多家博物馆，但其实最能体现巴黎在近代欧洲文艺知识界独一无二地位的，是很多享誉世界的学者艺术家都安葬在了这个城市。虽然如今英语已经成了世界学术语言，艺术创新中心也早已东移，但每年仍有很多人来巴黎的墓地“朝圣”。

　　我去蒙帕纳斯公墓的那天，进门便是巨大说明图，上面列举了100多位长眠于此的著名人士及其墓穴的大概位置。对于做社会学研究的我来说，此行最大的目的自然是社会学奠基人之一艾弥尔·涂尔干的墓。不过为了维持陵园的安详肃穆，除了门口的标牌，园内再无任何指示，无一名人例外。这一淹没于分墓区中央的涂尔干墓就让我足足找了20分钟，看到近10年的新墓和一两百年的老墓错综在一起，军官木匠富豪并排而葬，不由让人感慨。

　　尽管没有路标，但世界各地的来访者留下的鲜花、信件甚至是唇印，还是使一部分名人墓碑相对好找。比如我那天其实是先远远看到10几束不同风格的鲜花和画像才找到诗人波德莱尔的墓；而狭义相对论的奠基人数学家儒勒·昂利·彭加勒的碑虽然挤在陵园一角，但集体来访的学生则在上面摆放下他们当天巴黎的地铁票。最热门的当属萨特和波伏娃的墓。上世纪80年代萨特刚去世的时候，《纽约客》的记者就曾记录，波伏娃在葬礼当天于墓碑上留下一支玫瑰，其后这石板上就再也没有断过学生奉上的鲜花，天气好的时候，巴黎的学生会来此散步、阅读。6年后，波伏娃被合葬在这里，这块简单之极的墓碑更成为世界学术和爱情圣地之一。我去的那天，一个裹着白头巾的女孩坐在墓前托腮凝思，旁边还有她自己带来的随身听，用很小的声音呜呜耶耶地播放着一支大概只属于他们的小曲。

　　拜访名人墓地究竟是抒发一种缅怀还是寻求一种激励，有时候很难说清楚。从这个角度讲，这些公墓的意义已经远超出了单纯的“凝聚群体记忆”。记得有一部关于巴黎另一著名公墓的纪录片《永远》（Forever），其中就以普通人的视角剖析公墓的感召力。有一句影评似乎正中要地：在这里，逝者照亮生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