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初，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审计署发布了《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以下简称“教八条”），明确制止通过办升学培训班方式招生和收费的行为，制止跨区域招生和收费的行为，严禁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等，以实现“力争经过3到5年的努力，使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得到明显缓解，使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不再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的工作目标。“教八条“要求各省、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在今年3月底前将实施方案报教育部备案。

　　此前，类似通知、意见、措施下发过不止一次。这次措词严厉的“教八条”的“前身”是2010年印发的《教育部关于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的指导意见》——它提出规范招生入学秩序、完善招生入学政策、加快薄弱学校建设、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等“十条指导意见”。而这还不是治理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的“鼻祖”文件。据查，教育部从2005年开始，就曾提出三年内要终结“择校费”。

　　治理文件一而再再而三地下发，现实情况又如何？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2011年曾经花费半年多时间，全面考察了北京及一些省会城市的“小升初”情况，发现北京、广州、南京、西安、长沙等地“小升初”可以用“炽烈”来形容。以北京为例，幼升小、小升初掏钱买学上已经成为常态。小升初“占坑班”、“机构推荐”、“点招”、“共建生”等种种乱象，已经让北京成为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重灾区。一些省会城市，“小升初”也成为一场以金钱折算分数、权钱交易的暗战。择校带来的乱收费名目繁多，在捐资助学、义务贡献等幌子下，各学校暗度陈仓，甚至理直气壮地收费。

　　教育主管部门深知实情。教育部在下发“教八条”的通知中明确写道：“从近期开展监督检查的情况看，一些地方治理目标不明确，政策执行不到位，效果不明显，群众对择校乱收费问题反映依然强烈。”既然相关部门并没有充耳不闻，意见、措施、通知下发多次，为何群众反映“依然强烈”？

　　只有一种解释可以说通：缺乏监督和问责。再完善的制度，没有监督、处罚，也会形同虚设。既然“教八条”明确提出，小学生入学和小学升入初中的招生工作要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那么，就落实好这一条，让媒体和公众实施监督，公布相关数据，实现招生透明化。

　　“教八条”还提出，加强对治理择校乱收费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于违规收费的行为，要坚决予以查处，严肃追究校长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希望这是一句可以践行的条款。其实，一些地方已经有比较见效的处理办法，比如对违法违规的校长就地免职，取消示范校的称号。如果能够把这些处理办法推而广之，监督也就会有结果。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规范义务教育秩序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如果真能把政府的教育财政支出、对各学校的投入、学校收支置于阳光之下，必能胜过无数条意见和措施。即使没有文件下发，哪个地方的官员还敢让辖区内的学校收了择校费，再与政府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