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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海内外的故宫失窃案，19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石柏魁因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1.3万元人民币。
遍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对“故宫大盗”们的量刑实例，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法制实践的过程中对法律精神的理解也是在逐步提升的。
我们来看看一些故宫大盗们的“下场”：
1959年20岁的武庆辉从故宫携宝逃离后被抓，以盗窃国宝罪被判无期。
1962年孙国范进故宫行窃被抓，因盗窃国宝罪被判死刑。
1980年25岁的陈银华在珍宝馆刚摸到“珍妃之印”就被抓获，因盗窃罪被判无期；1987年24岁的韩吉林连“珍妃之印”还没摸到，就被警察擒获，因盗窃罪被判死刑。
与韩吉林同年被抓的，还有年仅21岁的向德详。他还没进珍宝馆的门就已遭擒。因盗窃罪未遂，被判无期。
再就是当今的石柏魁被判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1.3万元人民币。
单纯从法制实践方面讲，当年的“故宫大盗”们被判处无期和死刑，无疑是过重了。从法定刑配置上，在第八次刑法修正案以前，我国刑法规定的盗窃罪涵盖了所有的主刑刑种，包括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及死刑。相比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刑法规定，我国对盗窃罪法定刑的配置几乎是最为严厉的。同样性质的行为，因盗窃金额的不同，可以判处管制或者死刑，这无疑与罪刑相适原则是相悖的。
而在德国、法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盗窃罪的判刑都有上限，一般最严重也只判10年，不会因为金额的问题而导致罪刑失衡。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并不因盗窃金额的大小而刻意夸大罪行的严重性质，相反，他们认为盗窃罪是应该给予机会自新的。在普通法系的美国，名贵的艺术品盗窃案往往也只判不到10年。
落到我国的实际情况上，当今对于石柏魁的判决显示出我国在法制实践上的进步。当初人治色彩浓重的时代，因为盗窃故宫国宝的极度胆大，所以“极度可恶”、所以判处极刑的逻辑在现下已经没有了市场。从对待“可恶罪”的极度严厉到逐步缓和，意味着整个社会理性思潮的回归：对生命的尊重度越来越高，对某些罪行的宽容度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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