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总工会要求10万名企业工会干部公开手机号码，覆盖750万名工人。此举被解释为，就是要让工会工作从幕后走到前台，改变以往遮遮掩掩的状态，让工人真正能“有事找工会”。

　　在一些地方的工会组织缺少活力与干劲的当下，在一些地方劳资纠纷与冲突多发的时候，山西工会组织的高调亮相、主动“揽活”，既让人眼前一亮，又是工会履职的应有之义。然而，一些问题也浮上人们心头。

　　事实上，许多地方都曾要求领导公开手机号码，方便群众遇到问题时联系有关负责人。然而，有的电话关机打不通，有的电话虽然接通却只是“嗯、哦”应付，或是再次传来“办公室官腔”。这折射出一个悖论――如果群众到有关部门办事顺利、“面交”顺畅，根本不用再给领导打电话；如果现实交流尚有梗阻，如何保证电话交流更有效？职工找工会排忧解难，会不会面临同样的尴尬？

　　当然，仅仅质疑某些工会干部少作为，未必抓到了问题的关键。现实中，工会工作确实面临掣肘、存在软肋。一是，在公有制企事业单位中，工会往往是行政的一个派出机构，面对职工与管理者发生矛盾，工会很难向“主管部门”叫板，更多只是协调安抚，少了锐气与力挺。二是，在非公有制企业里的工会，没有强有力的后盾依托，既不受企业老板的待见，对职工也缺少足够的凝聚力。三是，工会本身没有行政与执法权，需要联合劳动保障部门解决相关问题，后者能否“通力配合”同样是一个问题。

　　此次，山西10万名企业工会干部公开手机号码，“干部身份”或许还揭示了相关企业的属性。相对于民营私企，公有制企业在落实职工权益保障方面本来就做得更好。面对“干部制”企业的职工权益可能得倒进一步巩固，更多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尚未组建工会的企业的员工、尤其是合法权益正遭受侵害的人们，恐怕更需要得到工会与劳动权益保障部门的关注。

　　工会若想真正从幕后走向前台，必须有一个前提――确保自身进一步壮大、维权与帮扶实力更加坚实。而以当下的国情，这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松绑”。对行政者而言，必须意识到政府不是“万能”的，所谓的“全能型政府”必然要包揽所有责任、承担所有后果，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更会使自身成为各种问题的“众矢之的”。社会需要一定的弹性与自治力，群众性组织在社会自我协调中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应当对包括工会在内的社团组织进一步“松绑”，给予其更大的发展空间。

　　相对独立的工会，既可以将分散的劳动者团结起来，又必须考虑整体性的社会效益，因而在维权与帮扶中更能实现“理性的力量”，这对于社会和谐的构建也将具有积极作用。基于此，社会应当从建设性的角度，思考工会工作面临的掣肘，探寻从制度到法规层面的修改空间，给各级工会组织注入更强的动能，不断扩大维权帮扶范围，惠及社会各阶层的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