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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深圳市发布《关于廉洁城市创建中诚信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征求意见稿)，规定公务行为将实行终身负责制，公务行为出现过错的，责任的追究不因行为主体的职务变动、岗位调整而分离。(《人民日报》)
就应该这样。在私权范围内，民众崇尚“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求“自己酿出的苦酒自己去吞咽”，不因时间、地点的改变而推卸责任。同理，也不能容忍类似过河拆桥、出了门就不认账性质的行为出现在公务行为过程中。
但终身负责制也不可以无限伸延，绝不等于说，当时间、地点变化了，但凡对某件事、某一特定行为有非议，就可以任意追究公职人员的责任，并逼迫其承担一切损失，而基本应划分为两种情况：
一，过错因主观因素导致。即公职人员必须恪守法律条文、法定程序，如果在公务行为过程中，竟然有法不依，竟肆意违背法定程序，便必须对行为结果负主要责任；
二，过错非主观因素导致。即法律条文、法定程序本身不够完善，尽管公职人员在公务行为过程中恪守法律条文、法定程序，仍不可避免地侵害到其他群体、个人的正当权利，甚至是前者的力度越大，对于后者所造成的损害程度越深。譬如我国曾设立有投机倒把罪，明显违背了市场规律，是“计划体制有病，而让民众吃药”，却直到2008年1月15日，随着《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的取消，才正式退出社会舞台，在特定时间段内，确实是公职人员在特定公务行为中越积极，对民众造成的伤害程度会越深。在此前提下，除非公职人员借公务行为牟私利，一般不追究其个人责任，但依然应“直面惨淡的现实”，而集思广益，不断完善制度，以从今日始，结束对于社会群体、个人的制度性伤害，使公职人员的恪尽职守真正有好的社会效果。
所谓社会善治，在特定环节上，就是制度相对完善，围绕着公共利益最大化旋转，以及公职人员在公务行为过程中的恪守法律条文、法定程序。
因此，在责任追究过程中，不仅必须避免将“新官不理旧事”制度化，即责任的追究因行为主体的职务变动、岗位调整而分离，更应避免只承认公职人员个人可能有过失，却不承认制度本身可能并不完善，导致制度性伤害一直被延续。制度性伤害被延续的前提下，追究个人行为的是否恪尽职守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空话。
从这个角度上说，完善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在明确公职人员的责任担当、督促其恪尽职守外，也是在保护公职人员的正当权利不被侵害。(四川新闻网太阳鸟时评)
(来源:四川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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