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6日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外汇占款新增251亿元人民币，较1月份的1409亿元，大幅减少八成多，较去年2月份的2145.23亿元降幅更大。这主要因2月份314.9亿美元的天量贸易逆差所致，也反映了当前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趋势性放缓。

　　此前的一系列国内数据也并不乐观。1至2月份，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4.83%，只相当于去年1至2月份12.9%增幅的1/3左右。其中，重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6.64%，而轻工业用电量则出现了3.85%的负增长。房地产投资方面，1至2月，同比增长27.8%，增速比去年全年回落0.1个百分点;但房屋新开工面积仅增长5.1%，增速回落高达11.1个百分点。投资和新开工明显下滑的趋势未变。

　　出口持续低迷，投资趋势性回落，叠加外部资本流入放缓，三股下行力量的共振对经济的影响，可能已经超出此前市场预期。中国经济的底部可能后移。如果流动性持续偏紧，原本预期出现在一季度的经济环比底部可能将后移至三季度。

　　这些因素反映在金融体系上，今年前两个月，社会融资规模1.9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少了4000多亿元。而且，尽管2月份信贷增速出现0.2个百分点的反弹，但中长期贷款增速依旧处于快速下降通道。更为趋势性的是，外汇占款的萎靡，将带动M2较信贷更快的萎靡。这就要求央行根据资本流动情况，及时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可以判断，通胀下行增加了政策放松的空间，而增长放缓、资本流入放缓以及资金的紧平衡，增加了数量放松的必要性，短期内进一步放松的可能性增加。

　　事实上，央行已释放了谨慎的积极信号，在15日的公开市场操作中，91天正回购利率较前下降2个基点，是7个月来的首次下降。

　　4月份应该是调降存准率的一个重要时间窗口，一方面是因为去年3月份的高基数可能导致今年3月份货币增速再度回落；另一方面，3月份的外汇占款仍不乐观。

　　从中长期看，外需疲软和资本流入减少是趋势性事件。对金融市场而言，对希腊的救助只是赢得了解决问题的时间，甚至有观点悲观地认为“有序违约、逐步退出”是解决希腊问题的唯一手段。不管这一悲观预期是否会一语成谶，未来数月希腊、葡萄牙仍将不时挑动市场的风险情绪。但在风险情绪升温后，资本是否还会像去年一样涌入中国？在笔者看来，这一可能性较低。

　　对中国而言，首先，中国已明确调低增长目标。其次，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储蓄率的降低，投资的贡献将逐渐降低。此外，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环境要求的提高，“入世”红利正在消退，中国制造的成本将缓慢上移。故此，汇率将更多考虑对出口部门的影响，这也将削弱人民币对外部资本的吸引力。

　　目前，对今年新增外汇占款最悲观的预期是1.5万亿。若以增长14%左右计算，今年M2应增长11.9万亿。如果今年新增贷款控制在8万亿，则银行购买的非金融企业债券等派生存款的资产需要超过2.4万亿。但要扩大银行的资金供给能力，央行也必须连续调降存准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