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建立诚信体系，不少专家和法学界人士都认为这说明诚信问题已引起各方注意，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但对其中一些提法也发出疑问，比如诚信记录如果实行终身责任制，是否会导致公务人员今后采取各种方式去隐瞒污点？是否应在改过的情况下给予二次机会？建立诚信体系，其背后有无专门的部门去做后续监督？

　　“银行、保险记录可纳入公务员诚信建设体系”

　　深圳市律协人权保障法律业务委员会谭泽先主任认为，建立诚信体系，当然是有比没有好。他认为，可以在财产、是不是“裸官”等问题上建立一个档案，作为公务员将来升职、工作岗位调整的一个参考，“如果出现财产、孩子已经出国等情形没有登记，就可以作为一个依据。”

　　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庞琨则认为，将国家机关、公务员纳入诚信体系建设、建立诚信记录，从理论上来讲，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因为国家机关的部门非常多，而公务员队伍也非常庞大，如果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诚信体系，而不去考虑诚信体系的具体衡量标准，成本就会太高，反而不具有可操作性。

　　谭泽先也表示，建立诚信体系，一定要有判断标准。作为考核标准的指标最好要细化。哪些是诚信的，哪些是不诚信的，按照指标逐一去核实，才能有依据，“例如以前要求财产登记，只是填个表，也不说哪些具体财产，就只是形式主义。”

　　“银行记录、保险记录等与契约相关、涉及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的内容，可以纳入公务员诚信建设体系，但公务员行为本身则没有必要纳入信用体系建设。”庞琨表示，因为已经有公务员法、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制，如果公务员行为出现问题，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就没有必要再纳入诚信记录。

　　“诚信记录终身责任制或导致公务员隐瞒污点”

　　庞琨还认为，如果诚信记录实行终身责任制，似乎也欠妥。他解释，对于刑满释放人员，我们也鼓励他们重新融入社会。一个人的诚信记录，如果出现问题，也应该鼓励他们提高自己的信用，在适当的情况下，删除不良信用记录，“西方已经在这样做了。否则可能因为出现一次不良信用就终身有污点，公务人员更加采取各种方式隐瞒，更难发现公务人员的不诚信了，这也背离了诚信体系建设的初衷。”

　　对于“决定”中关于商业贿赂的相关条款，庞琨律师则认为能够起到的作用有限。庞琨律师表示，商业贿赂领域最困难的不在于如何对公务人员利用审批权、执法权、司法权在公务活动中实施权钱交易、索贿受贿的行为进行惩处，因为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早就健全了这方面的内容。他表示，商业贿赂最难的在于监督，如何监督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权钱交易，如何发现商业贿赂，“如果不能发现商业贿赂，即使实施一票否决制，也无法追回不当利益。”

　　而谭泽先还提出，建立诚信体系，最重要的是监督和考核问题，“我们国家有很多好东西，从国外移植过来，但是没有后续的跟进，没有舆论监督，不公开不透明”。谭泽先建议，建立诚信档案后，应该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去监督，否则就流于形式了。“大家你骗我，我骗你。这个档案就没有价值了。要有一个后续的监督，才会有压力。例如升职的时候，就必须调出诚信档案，一一去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