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大发

　　3月6日中午，贵州省副省长慕德贵表示，三公消费一定要控制住，但三公消费高不是茅台的错。慕德贵坦陈，三公消费和国家的管理体制是连在一起的。国家财政的下拨情况和“跑部钱进”的体制是造成三公消费的根本原因，“管资金分配的官员下来，你让他自己去餐馆吃饭，到了贵州却让他喝米酒，那不是得罪人嘛！”(3月7日《中国青年报》)

　　三公消费不是茅台的错，这话绝对是对的。但慕省长接下来的论断值得推敲：其一是国家分级、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和项目管理体制造成的；其二是中国人和人关系的维系社会结构和维系方式有特殊的国情决定了的。甚至说出“不把体制改了，怎么改三公消费？”和“谁带头制止三公谁倒霉！”这样的话来，使人颇感困惑。

　　慕省长的话简而言之就是说目前的财政政策资金下拨体制使下边的人不得不用三公消费求情，不敢得罪上边的“生杀大权”。再就是中国就是人情社会，用三公消费情人吃个饭很正常。这些不改革，就制止不了三公消费。

　　这话有一定道理，也是实情，但细思之又觉得不妥。三公消费不仅仅表现在财政下拨的“跑部钱进”方面，还表现在各个方面，就算是财政下拨制度改为新财年一开始就能把钱分出去了，那还不是存在有求于人的地方。在其他方面还不是有三公现象。至于说人情世故关系造就了三公消费，就更显“大尺度”。

　　笔者认为，不管是财政下拨制度还是中国人的世情关系也好，在三公消费的严禁铁律面前都得让步，否则就是故意变味的“有情”操作，任意三公泛滥的消极作为。因此，三公消费不怪茅台，也不能怪目前的体制和世情，而只能怪许多单位部门没有刚性执行禁止三公的纪律。倘若坐等体制改革后再去严禁三公是否是一种消极失职行为？再说就是这些都改革到位了，三公消费就能销声匿迹？恐怕还是要打个问号！(四川新闻网太阳鸟时评)

　　(来源:四川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