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6日中午，贵州省副省长慕德贵表示，三公消费一定要控制住，但三公消费高不是茅台的错。慕德贵坦陈，三公消费和国家的管理体制是连在一起的。国家财政的下拨情况和“跑部钱进”的体制是造成三公消费的根本原因，“管资金分配的官员下来，你让他自己去餐馆吃饭，到了贵州却让他喝米酒，那不是得罪人嘛！”（3月7日《中国青年报》）

　　当然，慕德贵副省长身在“茅台”产地，“在酒言酒”，涉及的是三公消费“吃”的一面。其中虽然不乏在两会期间“三公经费”话题不断升温，茅台酒常被当成靶子的委屈，但他在为“茅台”开脱“罪责”的同时，无疑对遏制三公消费作了建言献策。

　　诚然，把庞大的三公消费归罪于哪一类奢侈品本身，或者哪一种高昂消费的项目，本来就是在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既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也把三公消费当成了能消费则消费的多多益善。这看上去三公消费好像是一个不受任何管束的孩子，出了问题还要怪这世界怎么会有那么多花钱的地方。这就引出了一个立场的选择：如果一个家庭出现了败家子，您是选择对自家的孩子严加管束，还是去砸那些销售高价商品的店铺？

　　曹操在《短歌行》中吟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可见酒是可以用来解忧的。当前庞大的三公消费，已经成了国忧和民忧。那么，比“杜康”上乘的“茅台”，能不能解三公消费之愁？酒当然无此担当，用酒解愁最多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叹息。但慕德贵省副省长借“茅台”说事，发出了“不把体制改了，怎么改三公消费”的大胆直言，看来是抓住了控制三公消费的命脉。因为，如果不从体制管理上监督三公消费，那么，今天批茅台酒，明天限豪华车，后天禁出国游，如此零敲碎打，必然难以成效。就茅台酒在三公消费中的现象而言，慕德贵省副省长说出了其中的无奈：公款消费背后还是一种分级、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和项目管理体制。如果新财年一开始就能把钱分出去了，“谁还来找你跑部要钱啊”。“项目也是这样，如果没有科学的研判机制和分配机制，谁带头制止三公谁倒霉！”这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关官员还真不是自己想喝“茅台”，因为，“管资金分配的官员下来，你让他自己去餐馆吃饭，到了贵州却让他喝米酒，那不是得罪人嘛！”地方政府得罪“管资金分配的官员”可不像得罪老百姓，不“跑部钱进”哪来发展的资金，没有发展哪来的政绩？

　　这当然还是围绕三公消费中的吃喝问题的前因后果，但涉及三公消费的其他诸多项目，也有其制度设计和监督实施上的缺陷。如果不从制度上严格控制三公消费，不把三公消费公开透明，那么，不喝茅台酒，也可去买“爱疯4”，不买豪华车，也可以去坐头等舱。所以，在慕德贵副省长看来，三公消费并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真正深入改革。事实上，要遏制三公消费中的奢侈腐败，不能寄希望于相关部门的道德自觉，一定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人提出“公款吃喝、公款消费应及早入罪”，这虽然有待于立法，但相关的制度设置和监督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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