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有这么一个数字：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报告里这么评论：“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而对此最有切身感受的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则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一半以上的国人进城居住，本身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农村的劳动力也没有什么问题，不会造成务农人口的不足。但这种进城对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生存环境冲击甚大，对于城市的冲击更为强烈。加之新一代农村户口的青少年已经不再具有当然的户籍意识，他们的知识与见识早就超越了原本的生活环境，但城市对于他们远说不上友好，所形成的心理落差对于他们与他们将要进入的城市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不适应。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最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具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生活条件，以及农村土地无法承载过多的人口。我们知道，原本农耕社会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农耕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反过来农耕又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在没有现代工业化农业的时候，农村的活计可真算是劳动密集型。一旦到了工业化生产的时候，农产品不但价格低廉，而且如果不进行批量化、机械化生产，分散农户就无法承受现代农业的竞争。可集约化生产又不能吸纳那么多劳动力，农村的劳动力大规模寻找其他出路，成为产业工人成了必然的选择。这么说吧，这就像当年游牧、采摘社会进化到农耕社会一样，是社会自我进化的选择。进城务工其实就是牧民种地的升级版。

　　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几乎是必然的。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的发达，而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劳动力。正好，我们这儿历经坎坷开放了人口的流动，虽然还有很多诸如暂住证、务工证之类的限制，毕竟也不是出门都要开介绍信的时代了。有学者说这是“人口红利”是没错的，同时，农村的大量人口没有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又成了某种降低成本的优势，经济就这么红火起来了。

　　中国劳动力转移所遵循的完全是市场化的路径，这些年各制造业基地频繁出现用工不足的状态就是明显的证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原本的低成本优势是建立在低福利、低保障基础上的，随着经济的进步，农民工也需要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在权利意识上有所觉醒，不会有那种对于城乡身份差异的认同，他们更希望能够融入到城市的主流生活当中，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

　　于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就呈现出与其他地方不太相同的路径，比如说为原本的户籍政策还债、落后的身份差异壁垒需要拆除等。根据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要到70%左右才能形成稳定增长，在此之前的增长几乎是爆炸式的，如何应对这种必然还会加剧的城市化，除了放开户籍限制、为过去的政策埋单之外，社会整体心理的调整也是很重要的。要是还指望着农民工们打完工去赶春运、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恐怕就会形成某种社会危机了。（五岳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