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和静钧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包括非常规减刑、检察院提出异议的判刑等六类情形，必须经法院开庭审理。这一规定在全国“两会”上引来代表和委员的关注与热议。

　　减刑是一种刑罚变更方式，属对服刑罪犯的刑罚奖励，目的是鼓励罪犯积极接受改造，早日回归社会，意义相当重大。然而，不当使用减刑，不仅不能实现其目的，反而会对刑事正义产生反作用。这样的例子近年来并不鲜见，如有的性质恶劣、被判处死缓的暴力罪犯，服刑没多少年就得到释放；还有因严重腐败罪而判无期徒刑的贪官，也利用减刑、假释等手段早早离开监狱。而一些真正应当得到减刑、假释的服刑人员，却难以得到应得的“奖励”。这种状况容易引起社会不满，也会影响司法威信。

　　依照我国《监狱法》、《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减刑权由法院和监狱联合行使，监狱等执行机构拥有提请权，上报法院，由法院审批。由于法院拥有不开庭的审批权，这就造成了其在决定减刑与否或决定减刑幅度适当与否时，严重依赖于拥有提请权的监狱方提供的证据，这就往往形成由监狱方说了算的结果。而由于减刑处理由执行机关垄断，服刑人员本人难以让法院受理减刑或假释的申请。

　　另一方面，减刑的司法监督设计也不尽合理。依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定的减刑或假释有异议的，应在２０天之内向法院提出，法院再一次“内部审理”后作出最终决定。但由于是非公开审理，检察机关很难参与到诉讼中。法院对检察机关“抗诉”的决定，最后往往还是凭监狱等执行机关的单方“举证”，实质上还是监狱方说了算。这使得我们的刑罚制度成了“怎么判由法院定，服刑多少年由监狱定”的司法分离现象，从而导致出现减刑权被滥用的可能。

　　这次最高院的《规定》虽没有一步到位规定所有减刑、假释均须法院开庭审理，仅挑出了“六大类”，但也是可喜的一个进步。减刑权回归法院，是迈向司法正义的一大改革，有利于实现刑罚奖励透明、公正、公平，让服刑人员心服口服地获得制度性矫正并顺利回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