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理应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_新闻台

　　2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规划》明确了“十二五”时期促进就业的发展目标，其中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另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2011年全国共有24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2%。

　　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首先显示了国家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 “劳动最光荣”的口号曾经响彻中国大江南北。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能够让这些普通劳动者更多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更为重要的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表明了国家着力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姿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证，而切实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表现之一是劳动者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表明，1993—2007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68%增至14.81%，增幅为3.13个百分点；企业的资本收益由38.83%增至45.45%，增加6.62个百分点；而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由49.49%降低至39.74%，降幅9.75个百分点。

　　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劳动者方面和资本方面的利益诉求很可能大不相同，甚至发生冲突。不可否认，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一些政府部门在处理企业与劳动者关系上，往往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出现更多偏袒资本的现象，而工人的基本权益和合理收入难以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导致劳动者报酬多年来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农民工讨薪难，是这方面问题集中表现。

　　廉价劳动力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人口红利”被津津乐道。但是这种优势如果不能适时转型，必将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劳动者收入过低，中等收入阶层占主体的“橄榄型社会”就无法形成，消费能力就无法有效提高；另一方面，企业既然使用廉价劳动力就可以轻松获取高额利润，必然缺少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

　　国际比较来看，韩国的经验可资借鉴。研究表明，由于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新农村运动”和80年代末期出台《最低工资法》，韩国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城乡和阶层收入差距明显缩小。韩国因此顺利实现社会结构转型，中产收入阶层和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都超过了70%，为迈向高收入国家奠定了基础。

　　无论从推动经济增长还是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都是增加劳动者收入大棋盘中一颗棋子，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