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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眉山市彭山县委规定,提拔干部先征求其父母、邻居甚至小区物管意见。截至17日,彭山已有5名干部通过此项考核,其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被扣两分。
在当下的话语环境中,对官德的重视似乎正在被拔高到一个让普通公众难以想象的高度,由此也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官德考核方式,诸如“孝子”鉴定、“家庭品德”鉴定书等等,隐藏其后的逻辑显然是把官德当成了与家人、邻里有关而与公众无关的“特殊物”,在考核者眼中,一个孝子、一个好丈夫、一个好儿子似乎就能支撑起官德的全部。可事实上真的如此吗?如此的逻辑链条和判断标准真的符合官德建设的实际和公众的真实期待吗?
就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被扣两分来说,在笔者看来,只是一个笑谈而非是与官德有关的问题,充其量增加了公众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离公众的真实要求和期待相距甚远。就笔者的看法,不能认为家庭道德和官德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要认识到,家庭道德在官德体系中仅仅占有微小的位置,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个做家务的官员就是一个具有公共精神和服务意识的官员,更要认识到,公众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会做家务的官员。若果真如此的话,还不如把政府变成“家政公司”呢?
一个常识是官员的官德必须优先于私德,否则,就是错位。从克林顿并没有因其“拉链门”事件而下台,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人更为关注的是他们的官员是否有能力领导和管理好公共事务。也就是说,尽管西方人关注公职人员的家庭美德,但是,他们并没有在观念上把家庭美德与公职道德混为一谈,而且在其评价体系中,官员的公德相对于其私德具有优先性——如果某位领导人的私德出了问题,但其公职能力和道德表现突出的话,一般是能得到公众原谅的。但是,在我们这里,一切都颠倒了。更何况,官员公职行为与其私人行为在行动资源、手段等方面存在许多重要的差别,因此,一个官员很可能因为性格、时间冲突等方面的原因,不能妥善地处理家庭等私人领域的事情,但却能够有效地处理好公共事务。这在现实中并不少见。
因此,提拔官员先问家人未尝不是一种逻辑错乱和对公众的排斥——对官员的人格期待遮蔽了制度对官员的要求,并且把官员私德置于官德之上,排斥了公众的监督。这无疑是不恰当的。可以说,把官员提拔建立在私德基础之上是不靠谱的——看似对社会有益,实则是误区。也就是说,公权只要管好官员如何成为优秀“公仆”就够,是否做家务问题应该交由社会道德、伦理等去约束管理,否则,只能是出力不落好。一个简单的推理是,古时尚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佳话,但根据不做家务被扣分的逻辑,大禹不仅不能被传诵,更要被批判。这是我们能接受的吗?
在笔者看来,应根据官场经济人的行为逻辑,设计出一套公正、合理、有效的官德建设激励约束机制,使良好的官德成为官员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理性选择,从而做到官员的个人理性与公共选择的集体理性达到最大限度的统一。
提拔官员先问家人还是先问公民?这是一个用得着讨论的问题吗?但愿民众意见能在官员提拔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不是“老婆”们! 朱四倍(河南教师)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