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杭州快递爆炸事件后，我国就在酝酿实行寄快件实名制。目前公安部已经在浙江绍兴进行了试点。而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也在上海试行过一段时间。一旦正式开始试行，客户寄快件时需要出示身份证，快递公司业务员要开包检查、核实寄递物品，还要将这些信息登记输入电脑，而收件人也必须出示身份证接收快递。(2月10日《广州日报》)

　　快递爆炸？谁把炸药包邮寄过来了？不知道，因为快递还没有实名，一时找不到邮寄炸药包的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安全考虑，快递实名制迫在眉睫、呼之欲出。而由此可见，快递实名制并非因为实名制好玩儿，快递也来跟风赶趟儿炒作一番，而是出于安全需要，是被逼出来的。是啊，快递爆炸就在眼前，生命安全悬于一线，没有安全防火墙，快递员和收件人都提心吊胆。可见，快递实名制事关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不可小视。

　　不过，快递实名制也有缺陷，一些“敏感”的人首先想到：“什么都实名了，偶的隐私谁来管？”这的确是个问题，但这不是笔者要讨论的话题。显然，公安全与公民个人隐私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自明，况且，实名制未必与隐私完全矛盾，比如，可以用X光检查嘛，未必一定要逐一打开包裹查看呀。

　　笔者想说的是快递实名制的成本问题。显然，一旦快递实名制推行起来，快递公司必然要增加安全检测设备、人员，人力、物力的投入较之以前要增加很多，相应，快递的成本也将增加，那么谁来承担快递成本的增加部分呢？让快递公司来承担吗？这是消费者的最大愿望，但快递公司乐意吗？答案是否定的。让消费者来承担？消费者自然不愿意，但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由不得消费者，因此，就算有关部门要求快递公司承担，快递公司必然从其他渠道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无可奈何的消费者只能接受，别无选择。

　　其实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解决办法――安全成本可以也应该由政府买单，比如每投递一个包裹支付多少安检成本，按月或按季结算。

　　事实上，公民和社会安全责任本来就是政府义不容辞的，现在把这个成本交给政府买单，是各尽其责。不可否认，当快递公司为消费者服务时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但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服务，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换言之，快递公司的服务有一定公益性，理应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比如承担安全检测成本。而且，政府这么做，看似为快递公司分担成本，实质上是为消费者减轻了负担，否则，快递公司提高快递的价格，羊毛出在羊身上，始终把安全检测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物价这么高，消费者苦啊。

　　何况普通消费者作为公民，没有责任为社会安全管理买单。因此，如果快递要实名制，别光想着如何实名，如何提高安全检测的准确性，做好安全防火墙，做到不安全事故，还要考虑快递实名制的成本账，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承担起安全责任，不仅要监管好快递公司是否执行安全检测要求，安全检测措施是否落实，责任是否到位，还要承担起安全检测的成本投入，防止快递实名制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可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问题，不可小觑和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