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记者从北京市卫生局获悉，在推动团体献血量与地区精神文明考核相挂钩工作的同时，无偿献血情况也将作为高校师生评优考核指标。（1月30日《京华时报》）

　　针对保障临床用血库存量严重不足的现状，北京市卫生局鼓励高校师生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高校师生素来也是中国无偿献血队伍的主力军，然而，将无偿献血情况与师生的评优考核挂钩，却是一个晕招。

　　《献血法》第二条就明确规定：国家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此法律文本中的一个重要定语就是“自愿”，所谓自愿就是自己愿意而没有强迫地去做。如今，将献血情况与师生评优考核挂钩——未献血就影响师生评优，显然违背了这一法律精神。

　　无偿献血说到底是一项慈善公益活动，而慈善的本质是公民的自发行为，非自愿的慈善，则背离慈善本意。说来也巧，今天的另一则新闻就是关于“自愿”的：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3月实施，强捐奖金将问责（1月30日《新京报》）。笔者在此就怀疑，将师生评优与献血绑在一块，不也属于“强捐”吗？只不过捐的不是钱，而是血。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社会从来就缺少善心，也不缺少捐献的热情，最稀缺的是安全、高效的捐赠渠道和公开、透明的善款使用保证制度——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广大市民连夜排队献血就是最好明证。眼下，很多地方遭遇血荒，表面的直接的原因固然是公民献血不够积极，但深层次原因则是社会信任危机。在“用血浇花”“无偿献血高价用血”“献血后感染疾病”等多个事件的相继爆出，伤害了公民的献血热情，这与郭美美事件之后各地红十字会受捐额锐减，是一个道理。

　　正因如此，鼓励公民无偿献血的根本之道，还得从最基本的制度入手，尤其是要保障献血用血的信息畅通透明，例如献血和用血的各项成本以及所涉各个环节的全程透明，并尽量体现其公益属性。唯有如此，才能打消公众焦虑，让公众放心地献爱心。基于此，将献血情况与师生绩效挂钩，无益于从根本上解决“血荒”，反而可能异化无偿献血这一爱心活动，它容易导致两种极端，一是部分人产生逆反心理，更加坚定不献血；二是一部师生为了评优，不顾个人身体状况，非自愿地参与献血——事实上，献血对象也有着特定群体，并非所有人都适合献血，如果一个人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参与献血，最终却因此而影响其评优，这显然也有悖公平。

　　还有一点值得玩味的是，国家鼓励国家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率先献血，为树立社会新风尚作表率。既然如此，为何不同时“鼓励”一下国家工作人员作无偿献血的表率呢？例如将献血情况与公务员的评优、绩效、晋升等挂钩，要知道，分析往年无偿献血的统计报表不难发现，国家公务员在其中占的比例非常小，基本上很少参加——目前，大学生、农民工无偿献血的比例超过了90%，而公务员参与无偿献血的比率不到1%。这也难怪网友纷纷质疑，“政府总是宣传无偿献血，可公务员都不带头献血，如此宣传又怎么能说服人？”也正因如此，面对“血荒”，职能部门将师生推向献血前沿，公务员却置身事外，有失公平平等原则不说，更有权力捏软柿子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