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氏的影响下，罗共党内和政府内部裙带主义、家族主义、腐败、文牍主义泛滥成灾，对党群关系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第一，党风不正动摇了人民对党的信心。罗共在政治上的官僚主义和腐败使他们严重脱离了群众，玷污了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极大地败坏了共产党人的公仆形象，在党内外引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党员群众对党的高级领导人歌功颂德的做法强烈不满，对党的领导人拒不接受群众的监督，深恶痛绝。总之，党风不正，官僚主义盛行，只会导致党同人民群众距离越来越远，党群、干群关系必然紧张。失去了人民支持的政党或者政党的领导人，其下场一定是可悲的。据法国《周末三日》周刊报道，1989年12月，罗马尼亚首都发生群众骚乱以后，齐氏夫妇逃离了首都，当他要求军队安排一个直升机护航队为他护航时，遭到军队的拒绝。接着，总统直升机驾驶员又以汽油不够为由而拒绝飞往指定地点，编制谎言骗过齐氏，把飞机降落在离首都几十公里的农村。当齐氏发现以后，曾打算求助于总统夫人家乡的工人、农民的帮助，但遭到拒绝。他们强行换乘一辆农村生产合作社工人的汽车，让工人带到他家，但工人说这样很危险；他们又到了齐氏曾经视察过的几家工厂，寻求帮助，但工人们一见到他们就开始扔石块。他们试图去县党员招待所“党之家”碰运气，谁知连看门人都拒绝他们，并警告说，待在这里，人民会杀死他们。后来，开车人将他们送到了当地的植物研究所，值班农艺师立即将情况汇报给了军队，当地的民兵将他们抓起来交给了一个兵营，并被很快送到军事法庭，被判为死刑，执行枪决。（注释：转引自李建中、黄福寿：《政党衰败》，第79―80页。）

第二，个人崇拜与独断专行必然导致地方官员欺上瞒下，迎合上级。齐氏的专横，使许多党内同志不敢说话，不敢提意见，报喜不报忧。例如，1989年罗马尼亚粮食产量实际只有1690万吨，上报的数字却是6000万吨，齐氏以此自豪地宣布罗马尼亚“人均粮食3吨”。齐氏根据这些虚假的数字提高计划指标，而全国人民却苦不堪言。

第三，拒绝改革和思想僵化必然导致人民对党彻底失去希望。罗共在执政时期的僵化态度以及拒绝改革的态度一点点地消耗了人民的对党的希望。1989年“12？16”事件以后，时任新总统伊利埃斯库在接受法国《世界报》记者采访时说：“齐奥塞斯库在党内外建立了强大的镇压系统，扼杀了所有的改革意图。一切都恶化了，紧张局势加剧了，直至不可避免地爆发。”（注释：辛夷、樊佳主编：《东欧风云》，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二、前苏联共产党

前苏联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具有典型性，即苏联式的高度集权体制与官僚制的高度结合的背景下产生的官僚主义。前苏联的政党体制有三个特点：一是公民不享有组建政党的权利。（在1918年和1924年制定的最早的宪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公民有结社权，包括创建政党的权利。1936年斯大林时期，新宪法取消了公民享有结社的权利）；二是整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党能够合法存在。斯大林在解释一党制的合理性时称：几个政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譬如说，在有资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贫农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可是，在苏联已经没有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等阶级了。在苏联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不仅不彼此对立，相反的是相互友援的。所以在苏联也就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了。（注释：转引自李建中、黄福寿：《政党衰败》，第84页。）斯大林的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长期成为苏共的指导思想；三是苏共高度集权，以党代政。表现为，一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二是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三是中央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

作为一个组织，苏共的组织设计违背现代官僚制精神。表现在：虽有官僚制的科层结构，却缺少法治精神；虽有组织内部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分工，但其人员却难以保持对组织的忠诚，必须首先表示对党内个人的忠诚；由于消除了社会多余的阶层，社会缺少普遍性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分工，使社会变成了一个僵化和集中的组织体系；企业和农场组织中缺少现代官僚制精神，即组织中缺少分工与权力制衡。在组织中，权力的分布不是网络化的，而是单线垂直的；权力在任何组织中的分布由于缺少法治背景与精神，都将是随意性的，不稳定的、制度化水平低。各个下级组织只有职能分工，却无稳定的职权分工；最后，政党的权力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权力超越于组织权力，可以随时干预组织内部权力分配问题。

如此，苏共的组织结构并不能满足现代官僚制所要求的基本条件，只是拥有集权式的科层结构。这样的组织结构容易形成一种特殊的官僚主义，即集权式的官僚政治与现代官僚主义的混合体。苏联式的官僚主义既有沙俄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官场陋习，也有在“党管一切”的体制下所发展出来的官僚主义，是一种传统官僚陋习与现代官僚主义的综合体，具体表现为几个特点：

一是大搞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的“迷信政治”。苏共的一些领导人都搞政治迷信和个人崇拜，程度最为严重的是斯大林。1929年，为庆祝斯大林生日，苏联开始了空前的把斯大林神化的造神运动。此后，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气氛很快遍及全国。斯大林变成了真理和党的化身。斯大林讲话成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在这种思想的长期灌输下，苏联人民形成了把一切成就归功于斯大林，一切希望寄托在斯大林身上的不正常心态。

二是实行职务终身制的“老人政治”。干部职务终身制使党的领导人年龄极度老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老同志行动不方便，只能依靠秘书和写作班子帮助工作。为了照顾老同志的身体，政治局开会时间越来越短，什么问题都难以认真讨论。斯大林任总书记时年龄45岁，以后各任总书记年龄越来越大。赫鲁晓夫59岁，勃列日涅夫57岁，安德罗波夫68岁，契尔年科73岁。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是年老、体弱、多病。尤其是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以后只工作了半年就病倒了。由于严重的肾病，他剩下的时间几乎都是在病房工作，再有想法，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契尔年科继任总书记以后，由于身体多病，基本上没有主持过政治局会议。由于“老人政治”，苏联的后期基本上进入了一潭死水，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人们无可奈何地等待这种局面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