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德班以后

　　从某种意义上，“真空时段”通过政治宣言方式的衔接，只是将谈判时段后移，并没有解决问题。而后移的谈判，使得中国的角色定位可能出现模糊，对中国也是一面双刃剑。一方面，中国的力量和信心会得到增强；另一方面，中国的压力和困难进一步加大。

　　这一真空时段有多久？不会是一两年，但也不可能太久。2020年是实现2050年减排目标的一个重要时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五次评估报告将在2014年得出结论，而且还要有签署批准生效时间；3-5年后的美国，也可能强化其战略上遏制中国的力度。因而，2015年可能是预期的协议达成时点。实际上，澳大利亚和挪威认为，要到2015年才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减排目标等。

　　由于地缘政治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提升，而发达国家的相对强势地位也可能有所弱化。2010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超过世界中等收入水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1/3，人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28.7%，天津、上海、北京等城市的人均水平已经远远超过欧盟。到2015年，如果当前的态势得以延续，中国的凸显地位可能会得到进一步强化。按照“十二五”规划，如果按年7%的经济增长率，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沿用十一五的0.6，即能源需求增速4.2%，考虑到非化石能源发展加速，碳排放增速大约4%。而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多在下降，收入增速多在2%左右，日本甚至从1990年以来，人均收入几乎没有任何增加。

　　这就意味着：中国有可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出现角色模糊与被转换。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仍存有差距，另一方面，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和排放相比，也将发生变化。之所以角色被转换，是因为中国不可能主动谋求这种转换。这种角色转换意味着，中国现在对发达国家的诉求，有可能在2015年后对中国自己适用。中国必将提前面临被要求参与引领甚至被要求引领的时代。当然，中国不会谋求也不具备引领地位；但是，我们也难以回避这种角色转换。事实上，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承诺的南南合作，便是这种角色模糊与转换的事实认同。

　　因而，着眼2015，对世界来说，是进程后延；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延长喘息时间；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印度，则意味着更大的压力；对最不发达国家，挑战依旧。（潘家华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