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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24日电 （记者白龙）4月24日，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谢亚龙受贿案、蔚少辉受贿案，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邵文忠贪污案。
公诉机关指控：1998年至2008年6月，被告人谢亚龙利用担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群众体育司司长、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和受国家体育总局委派担任中国足球协会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全民健身器材采购、国家足球队教练员任用、球队晋级等方面的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27800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谢亚龙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公诉机关指控：1995年至2010年间，被告人蔚少辉利用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开发部副主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领队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承办、组织商业比赛、聘用国家队管理人员等方面的利益，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1236554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蔚少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同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原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兼北京福特宝广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邵文忠贪污案。
上述案件法庭审理中，公诉机关针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的律师出庭进行了辩护。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球迷代表和被告人的家属旁听了法庭审理。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谢亚龙——
足坛掌门人跌倒在绿茵场外
公诉机关指控谢亚龙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27800元。
选聘教练，收取感谢费
起诉书称，谢亚龙在1998年5、6月间，利用担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群众体育司司长的便利，应时任青岛英派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爱国和副总经理石仲凯的请托，承诺在健身器材选购评审过程中关照该公司。为此，他先后2次收受对方所送的9万元。1999年和2000年，他又为该公司成为国家体育总局设备提供商提供了帮助。为此，他先后11次收受对方的感谢费共计11万元。
在2005年8月至2008年间，谢亚龙接受中国足协下属企业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总经理邵文忠的请托，为该公司的业务、企业转制及邵文忠的续聘等方面提供了帮助。为此，他先后收受邵文忠近31万元。
在国足和俱乐部教练的任用上，谢亚龙也利用自己的影响获利。2006年，他帮助朱广沪留任国家队主教练，此后接受朱广沪所送的感谢费5万元。
2007年，他推荐沈祥福担任广州医药队主教练，并承诺对该俱乐部晋级中超给予支持和帮助，为此，他先后收受广州医药公司副董事长谢彬和俱乐部总经理宁智雄所送的钱物，折合人民币近32万元。
2007年12月，谢亚龙收受足球经纪人温嘉庆所送的5万元，并承诺为中国国奥队主教练兼中国男足总教练杜伊科维奇续聘一事给予帮助。
2007年中国足协招聘中国男足助理教练期间，谢亚龙为王宝山担任助理教练提供了帮助，事后接受对方感谢费10万元。
俱乐部送礼为求“照顾”
2005年10月，谢亚龙在南京收受江苏舜天俱乐部总经理张玉道所送的5万元，并承诺为江苏舜天队的发展和晋级中超给予关照。2006年中超联赛期间，谢亚龙接受山东鲁能俱乐部总经理康梦君的请托，在裁判员安排等方面对该俱乐部给予关照。最终，该俱乐部在2006赛季夺得中超和足协杯冠军。2007年4月间，他收受康梦君为感谢其帮助及求其继续关照该俱乐部所送的20万元。
2006年8月17日，谢亚龙收受原上海联城足球俱乐部投资人朱骏所送价值人民币2万元的北京顺峰饮食酒店消费卡一张，并承诺在裁判执裁等方面对该俱乐部给予支持。2007年初，他又收受朱骏所送的20万元，并承诺帮助、支持朱骏获得上海申花俱乐部经营权。
蔚少辉——
收球员钱财，送“国脚”资格
目前，司法机关已经查明，1995年到2010年期间，蔚少辉利用担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开发部副主任、国家男足领队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承办商业比赛的机会、得到国家队管理工作和国脚资格，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价值合计123万余元。
接受多位球员钱财
2007年，蔚少辉成为国家队领队，这一职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位国脚的入选资格。
在职业足球圈内，一旦有了国字号资格，球员不仅有机会为国争光，客观上也可以为自己争取到不菲的身价。长春亚泰队球员张宝峰、阎峰，北京国安队的张永海，天津泰达球员王霄虽然都有一定的水平，但在国家队里却是匆匆过客。检方指控，这些球员的“国脚”光环与对蔚少辉的“上供”不无关系。
2007年到2010年期间，这4位边缘国脚就向蔚少辉送了价值20多万元的钱物。其中，名气最小的长春球员阎峰出手最为大方，他在2009年7月26日送给蔚少辉10万元人民币；半年后又“孝敬”了相当于1.5万元的20万日元。
北京国安球员张永海也于2007年12月在广州送给蔚少辉一块AP牌手表，这块表价值55000港币。2008年4月到12月间，王霄分别向蔚少辉送了OMEGA手表一块、LV皮带一条、LV西服一件，价值高达4万多元。
身为国家队队长的郑智也曾于2007年6月在香港送给蔚少辉LV行李箱一个，价值2万元。
而在2007年4月，蔚少辉收了刚退役的国脚李霄鹏6万元，随后李霄鹏被聘为国家男足管理人员。
借协调场地、安保之机发财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邀请欧美强队来中国比赛是很时髦的事。在这些商业比赛成为抢手货后，由谁承办、在哪儿举行，就有了巨大的利益。检方指控表明，当时担任足管中心开发部副主任的蔚少辉敏感地发现了这个商机，发了不少财。
1995年，北京国安和意甲AC米兰的对决是很多老球迷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很少有人知道，当时为承办方刘铁华等人尽力协调比赛场地、安保等事宜的蔚少辉，从中得到“报酬”10万元。
据介绍，从1995年到2003年期间，北京高德公司是很多知名商业比赛的操盘手，而高德在足协的“内线”就是蔚少辉。8年里，蔚少辉分4次从高德公司得到了16万元。
（据新华社记者李铮、公兵、于力报道）
足球体制滋生了足协贪官(专家观点)
据新华社沈阳4月24日电 （记者汪涌、蔡拥军）谢亚龙案开审，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中国足球问题专家金汕直截了当地指出：体制培育了足协贪官。
金汕表示，中国足协的这些官员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多年积弊酿成的。
金汕认为，探究中国足球腐败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足球的体制问题，新的贪官还会涌现。“与其研究中国足球的技术，不如研究中国足球的体制；与其指责球员教练的水平，不如拿腐朽的足球体制开刀，”他说。
近年来社会各界都把中国足协作为问责对象，对足协来说一点儿都不冤。人们明知道他们不作为，明知道一些官员向俱乐部吃拿卡要、与黑哨沆瀣一气，明知道他们用权力介入资本，明知道他们出席一次下面的足球会议就要万元出场费……不是他们做坏事的智商有多高，也不是揭露者多么无能，而是体制在保护他们。
金汕分析说，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这样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管办不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猫和老鼠合二为一的体制与功能，使职业足球这个巨大的名利场失去了监督，使中国足协一批又一批人最终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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