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察官首度披露侦办足坛腐败案细节

　　调查取证一年往返30余个城市　为免干扰办案场所三易其地

　　编者按随着首批48名涉案被告人一一受到法律制裁，两年前掀起的中国足坛反腐风暴，终于取得阶段性成果。接下来，还将有一批涉案人员出庭受审。在侦办足坛腐败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其中又有何艰辛？本报记者日前专程赶赴辽宁沈阳、丹东、铁岭采访，希望通过这组报道，让读者了解到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执法和司法机关为办案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共同期待中国足球在寒风过后，痛定思痛，涅槃重生。

　　3月28日，有媒体消息称从司法系统了解到南勇、谢亚龙两人将于4月分别在辽宁铁岭和丹东两地中级法院受审。3月29日，《检察日报》记者就此向铁岭、丹东方面求证，铁岭市检察院及丹东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均表示目前尚未知悉任何有关4月份开庭的消息或通知。

　　2月18日，辽宁省铁岭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了一批足坛反腐案件。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原副主任、中国足协原副主席杨一民，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女足部原主任张建强分别被以受贿罪判处十年零六个月和十二年有期徒刑。

　　此批足坛反腐案件，也是铁岭市检察院建院以来查办的社会影响最大、官员级别最高的案件。

　　本报记者一行近日来到铁岭市检察院，侦办杨一民、张建强案的检察官首度向记者披露个中办案细节，还原足坛“大佬”们鲜为人知的一面。

　　侦查第一步：完成证据转换

　　2009年4月，随着王鑫新加坡赌球案的东窗事发，一场足坛反赌扫黑的大幕迅速拉开。2010年4月23日，在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和辽宁省检察院指定管辖的指令后，铁岭市检察院30多名反贪干警立即组成三个专案组，全面展开对南勇、张建强、杨一民案的侦查工作。

　　该院反贪局综合处副处长杨辉负责杨一民案的证据审查工作，“接案后我们首先要完成的是证据转换”，杨辉告诉记者，公安机关对杨一民和张建强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立案，检察院以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决定逮捕，“按刑事诉讼法查办职务犯罪相关规定，在取证时就必须从公安机关的取证视角转换为检察机关的角度。”

　　公安机关最初将罪名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根据杨一民、张建强在中国足协的任职，而足协是社会团体。因此，检察机关办案人员首先要证明的是两人的犯罪主体身份。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专案组人员数次往返国家体育总局，调来杨、张二人的档案材料及总局党委会研究两人任职的会议纪要，证明二人是总局足管中心派到足协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足协行使的是足管中心的职责，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这样侦查人员就可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入手开始展开对二人的调查取证工作。

　　“公安机关提供的嫌疑人供述的线索多，但是要深挖其他犯罪，且在法庭上这些证据能够立得住，受贿的数额、笔数都要搞清楚，这就需要我们付出很多辛苦了。”杨辉粗略估算了一下，从2010年4月到2011年4月的一年时间里，专案组跑了全国30余个城市，对10余个足球俱乐部负责人进行调查取证，行程10万多公里，形成卷宗70余册，案卷材料2000余份。为了排除媒体及外界干扰，办案地点甚至三易其地。

　　交锋杨一民：从外围入手

　　杨一民是中国足协里被人羡慕的一位官员，从安徽省二队的替补守门员到后来顺利考入北京体育大学，读完了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并相继担任北体大足球教研室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足协技术部主任、联赛部主任、足协副主席等多个要职，一路走来几乎没有遇到大的坎坷，以至于他进了看守所以后态度仍然没能转换过来。

　　“一开始审讯杨一民时他态度很傲慢”，铁岭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处副处长刘永跃向记者回忆起提审杨一民时的场景，“他人很精明，警惕性很强，每次进审讯室后都要环视四周，仔细打量办案人员。他强调最多的是‘我是知识分子，出了很多书，有很多学术成果，我对足球事业是有过贡献的’。各种辩解很多，且时供时翻，有时前一天承认，第二天又翻供。”

　　办案人员耐心倾听杨一民愿意谈的内容，先从外围进行一些一般性讯问，了解杨一民的家庭组成、学历背景、生活经历等，然后再给他摆事实，讲道理，让其认清当前从上到下足坛反腐的决心和力度，分析他面临的处境和将来的出路。

　　在这个过程中，杨一民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他对办案人员表示，自己确实辜负了党的培养，再不交代，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培养，对不起全国的球迷。后来杨一民相继供述了多起受贿事实，和最终庭上供述的基本一致。

　　杨一民在看守所里，最惦记三个人：妻子、女儿和妹妹。每次一提起她们，杨一民都忍不住痛哭流泪。“他的亲属比较配合工作”，刘永跃回忆起一次杨一民的爱人联系到他，希望转告杨一民，女儿在国外很懂事，边打工边挣学费，让他不用惦记，好好配合交代。办案人员转告后，“他一下子就嚎啕大哭起来”。

　　面对讯问：张建强态度最好

　　张建强是目前出庭受审的前足协官员中受贿金额最高的，总数高达273万元人民币。铁岭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处副处长王光告诉记者，虽然张建强受贿数额最大，但是其本人认罪态度一直较好。

　　张建强被捕后，其父母及亲属主动配合司法机关的工作，将大部分受贿款退赃。2010年春节时，张建强的家人照了张全家福。张建强听说后，就跟办案人员提出能否让自己看看这张照片。办案人员满足了他的要求，到北京找到其爱人带回照片。

　　当张建强看到这张全家福时，他在办案人员面前流了泪。“他本人对检察官非常感激，也很认同我们这种以真心换真心的做法，主动交代了许多受贿事实。”王光说。

　　张建强的英语水平较高，曾翻译过多部体育类外文书籍。在提审时，他除了经常忐忑询问“我能判多少年”之类问题，还几次表示出狱后想写一本关于足球的书。

　　办案检察官拎着马扎上火车

　　在审理杨一民、张建强案的过程中，为了及时做到供证相互印证，防止嫌疑人供述后翻供，专案组经过反复研究，采取三种措施固定审讯证据，“比如杨一民案，每次讯问笔录中我们都要记录下他的认罪态度，有没有受到不公正待遇等情况，”杨辉说，“我们还要他本人当场写一个亲笔供词，认罪态度如何，都要写下来，同时还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确保公正执法。”

　　在历时一年的调查取证中，专案组成员深感“两大一难”：压力大，责任大，取证难。杨辉说，“由于足坛反腐案涉及省份、城市太多，每到一地都要想法找到证人，但证人不太好找，有时费了好大劲找到了，又不配合工作。”

　　在取证过程中，专案组成员一心办案，心无旁骛。“我去济南几次，双脚着地的地方就两个，宾馆和机场。”王光笑着说。

　　“很多证人都说本地方言，办案人员得仔细听仔细记，听起来很费劲，有时一个证人涉及几个专案，为了节约成本，就去一伙儿承办人，几个案子的证言就一块儿取了。”杨辉说。

　　王光出差会随手拎个小马扎，“时间紧时买张站票就上火车，带个马扎方便，一路站到终点，有时腿真吃不消。”

　　谈到张建强案的取证，王光说，“张建强受贿的证据、取证对象很多涉及1997年到1999年的俱乐部，俱乐部现在要么解散了要么转手了，有的人员出国或联系不上或已死亡等等，这些都给取证增加了障碍。”

　　王光的爱人张尽翠也是足球系列案中公诉赌球的专案组成员，夫妻二人齐上阵，剩下孩子一个人。“办案绝对不能分心，孩子只能交给老人照看了。”王光感慨地说，“案子办下来了，给广大球迷和各方都有个交代，累点苦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