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阎海东

土地被强征，跪地喊冤被拘留，7天凄寒的“牢狱”生活。为了守住最后一块赖以生存的土地，陕西旬阳年近60的农村妇女李典秀，依然选择用“拦轿喊冤”的方式为自己讨说法、求公正、要尊严。李典秀这样对媒体记者解释她的下跪喊冤：“人总是逼的没办法活了，只有靠外面的领导，把他看成包青天”。

李典秀的实际诉求也很明白：“娃的安置问题，我的生活问题”，对于一个失地农民而言，这样的要求一点都不为过。为了这一并不过分的要求，李典秀等几名农妇用他们的方式开始了以弱对强的漫长抗争。

而在这一抗争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刺眼的权力傲慢，用另一个80后抗争者邓吉元的话说，“他们就是不把老百姓当人。”在他自己艰辛和惊险的抗争过程中，邓吉元始终坚持了对自己作为“人”的定位。

时至今日，已经无人能否认，在社会日益发展，利益诉求日益多元的时代，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愈加高发。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则开始坚持自己内心的道义，并愿意随时付诸行动。在这些围绕基本权利或利益的冲突中，地方政府因工作中触及民众利益而引发的对立冲突，尤其搅动大众的神经。

但遗憾的是，在民众日益通过各种路径伸张自己的权利、坚持自己的内心道义和尊严的时候，我们却经常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理问题时观念与手段的僵化。正因为这一点，当邓吉元面对妻子被强行引产的事实时，第一个心里感受是“他们不把老百姓当人”，第一个念头则是“想杀人”。

事实上，从主观意识来讲，地方政府未必如邓吉元想象的那样，不“把老百姓当人”，然而其行为过程中所显示的粗暴简单给更多的邓吉元们带来的心理刺激，应当引起深刻反思。

面对权利纷争和诉求，同样身为农民，拥有同样的勇气，但是作为80后的邓吉元，则选择了与年近60的李典秀截然不同的方式——他没有下跪。他宁愿选择寻求舆论支持，宁愿千里奔走，在遥远的北京与他认为其“行为不当”的地方职能部门对峙，而不是选择消极负面的暴戾复仇。邓吉元从“想杀人”到求说法，也折射出社会个体面对复杂矛盾冲突，从非理性对抗回归到理性寻求解决之道。

某种意义上，我们从邓吉元可以看出，新一代中国农民或更多弱势群体，在内心已经放弃了“下跪”的诉求方式，而面对利益伤害，从内心站起来，通过更为合法有效的手段讨说法、求公正、要尊严，正是社会成熟和进步的重要标志。站起来，才能更合法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邓吉元这样的农民或弱势者站起来的时候，地方政府自然应当及时地转变观念、调整工作方式，应当真正地正视这种平等的对话姿态。

对于丰富多元和不断进步的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理想国”，每个人也都在为自己的理想而拼搏奋斗，然而这些形形色色的理想国度，都不会缺少公平和正义这些起码的道义基础。正是这些逐渐浮现和明确表达的内心道义，正在形成中国在不远的未来的社会理想图景。

每个人为自己心中的理想、道义和尊严而努力奔走，是一个社会积极活力的展现，诉求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希望，而积极抗争，同样也代表着对社会基本正义的信任与认可。

每个人心中的道义和理想，都需要大声地说出来。而在当代中国思想多元斑斓的社会生活中，这种活跃的多声部也已经成为最日常的现实场景。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别人看来“失败”的“政治思想家”和辩论家杨建国，才认为自己实际上活得很幸福，“因为我有自己的理想”。对杨建国而言，最重要的幸福源泉，是他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到某个公共场合去大声地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理论，他的声音有听众。最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听众中，又有各种各样质疑反对的声音。当整个社会趋于理性，丰富的思想形态交织，更有利于民智的进步。

另外一些人则从杨建国的存在看出了政府的进步。“我们能在这里讲话，是地方官员治理观念的进步。”一个热衷于围观杨建国的退休教授如是说。这也是本文所要讲出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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