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要从带有分配功能的户籍制度说起

      户口，或许是烙在每人身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最深印痕。1954年中国颁布实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从1958年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来，已经走过50多年的历程。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改变二元户籍制度一直是我们的目标，但由于历史原因，户籍制度在中国还被赋予了行政的、经济的、福利的附加功能。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原因”，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至今户口制像一个看不见的手，把城市里看上去毫无二致的人分为三六九等。户籍本来就是一个家庭组成和居住地址的证明，现在却成了人们异地就业生活的很大烦恼。

考试制度变了户籍制度不变问题就出现了

     其实高考户籍以及教育移民的起因是考试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变化不同步。中国恢复高考以后，虽然实行的是全国统一考试，但实际上依然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录取单位。教育资源的分配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在一个省、市、自治区以内，它是相对平等的竞争，但是在省、市、自治区之间它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大学招生名额是划分到省、市、自治区的。在这样一个格局下，各省、市、自治区之间录取分数线就形成差异。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根本上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和公民要在中国范围内选择教育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本是制度问题，如今却衍生民间“排外”与“歧视”

      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由于制度设计落后导致的教育问题却有扩大化的趋势。对于孩子高考权的问题，由于和户籍制度挂钩，常常连同户籍制度一同诟病，被当作是北上广等大城市“歧视外地人”“排外”的标志。在这些大城市工作的外地人觉得委屈，本地居民也觉得不平，原本并不存在的本地与外地之别，就在长期的资源分配矛盾中生成了。

加剧了经济差距带来的教育“马太效应”

      由于城市和农村、大城市和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贫富差距也就成为现实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家宏观调控应该是在教育等方面向弱势地区和领域倾斜，从而实现相对的公平。而现实却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赢者通吃。这就是经济学上经常提及的“马太效应”，这一效应在教育领域更为明显。城市子弟，自小得到的国家教育经费就多，国家将有限的教育经费基本投资在城市里，高考得到特殊照顾的还是他们，相反，农村的孩子，尤其贫困地区的孩子，不仅在培养经费上严重受到歧视，在升学、就职等更遭不公平待遇。就像姜文《让子弹飞》中的台词所说，高考户籍限制的就是“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带来数千万留守儿童和一系列社会问题

      根据有关学者对各行业各阶层抽样得来的100个非京籍居民家庭的调查结果，把孩子留在户籍地上学的主要原因，80%是因为户籍教育体制问题，包括不能正常升入高中、参加高考、以及由户籍歧视产生的小学入学难、赞助费等问题。据2007年全国妇联的调研报告，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这些孩子普遍缺失正常家庭生活，缺少家庭教育和安全保护，根据一些部门的调查，57%以上的留守儿童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恰同学少年，却无处安放青春和梦想

      很多人感慨，当年来到异地打拼生存，是无处安放青春的岁月。今天虽通过奋斗在异地定居，则遇到无处安放自己孩子的尴尬。根据2010年的统计，仅在北京就有40多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随父母在居住地上学，由于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这些孩子读到初中或高中只能回户籍地就读，这对于很多已经熟悉了城市生活的孩子来说是人生的重大转折。而某些地区对报名考生的学籍、户籍作出双重要求，如《辽宁省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简章》规定:2010年在辽宁报名参加高考，要求在辽宁省的户籍为两年以上、高中学籍为三年，才可报名。使得原籍是这些地区的考生，面临着两边都报不上名的处境。而很多原本成绩优异的学生回到陌生的户籍地成绩一落千丈，一些孩子过早退学走上社会。就像我们在上一个专题 “农民工子弟，无处安放的童年”中 提到的“还有什么更加重要的理由，比让穷孩子上学、让下一代接受教育这一点更重要呢？”

助长犯罪率上升等潜在社会不稳定因素

      留守儿童缺少家庭温暖带来心理健康问题，一些孩子因为户籍歧视被迫失学过早走上社会，户籍歧视带来的严重不公平感引发对社会不满等因素是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重要原因之一。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法院2010年工作报告，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所占比例由2006年的12%上升到2009年的52%。城市新移民不能自然融入所在城市，户籍问题在移民第二代身上更明显，长此以往必然积累社会矛盾，以至于出现社会动荡。

现实阻力：人口容量和教育资源有限

      当然，必须正视，一旦高考户籍取消，高考移民和教育移民问题会导致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人口过快膨胀，进而带来城市水资源、生活环境乃至社会稳定等城市管理问题。但是人口输入地政府承担新移民子女的教育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像北京这样拥有近2000万纳税人却只想承担1200多万户籍人口的教育是不公平的，北京等大城市有义务增加教育资源，以保障所有纳税人子女在经常居住地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

公平难题：拿不出完善的制度会带来新的不公平

       针对张千帆教授的提议，有观点指出：“废除高考户籍限制，不能一废了之，如果没有很完善的制度出台，大规模的高考移民问题将带来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的确存在，但并不等于我们要将此问题视作洪水猛兽束之高阁。如何去调整教育公平，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不是是否需要调整的原则性问题。无论是呼吁废除高考户籍的家长还是教育部门，要做的都是在如何改革上去努力，而不是对于是否要取消问题上喋喋不休。

制度障碍：户籍为纲的分配制度仍难撼动

      当然无论是资源分配，还是人口流动，归根结蒂都要谈到户籍制度。虽然除了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大城市，外地人入户的门槛已经渐渐放低，但是，以户口作为资源分配依据的户籍制度逻辑其实并没有改变，无论是买房、买车、婚育医疗还是孩子上学都与之挂钩。户籍制度不改变，不管是全国统一高考还是给予特别的政策支持，都无法最终解决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这也是无论外地家长如何呼吁，时评作者和学者如何鞭挞，高考户籍仍有市场的根源所在。尽管张千帆要求审查高考户籍限制是否违背教育法有关教育平等权的规定，但高考户籍的合法性来源是户籍制度。即便是教育法中的教育平等权和户籍制度相左，在我国没有违宪审查制度的前提下，孰能胜出其实早有定论。

废除高考户籍制度，实乃大势所趋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有2亿2千多万人离开户籍地迁居异地工作或生活。而以北京市为例，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和推算，北京在现有120万中小学生，而父母在北京工作的适龄留守儿童就有90万，而且这90万儿童的父母并不仅仅是我们一直所说的弱势群体打工人群，还包括相当一大部分在城市定居、有稳定工作和收入，为城市贡献大量税收的都市白领。而且少有所养本为人性，再加上留守儿童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优秀的生源不断流失国外的现象，高考户籍、高考移民等问题已经成为了新一型的“城市之困”，高考户籍要改实则是大势所趋。温家宝总理8月也在张北县第三中学考察时指出：要逐步健全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保障机制。

亟须解决民间诉求与官方改革手段的差距

      在改革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免不了有一些向下的力量拖着后腿。在教育公平问题上，比如旨在推动公平的加分制度为权钱收买，变了味道；比如旨在改善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民间方案被误读成挤占教育资源。
       在这一问题上，非京籍学生家长代表撰写了一份《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份民间建议方案提出“户籍与学籍分开，以学籍为主要条件”的解决思路。但目前官方对于高考户籍改革的态度其实不算明朗，23日中青报的新闻中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认同高考报考与户籍脱离的解决方案。他透露，教育部已针对高考改革分出多个专题进行研究，其中就包括随迁子女高考的专题。在专题调研中，他提出，异地高考的方向是要建立以学籍所在地为要求的报考。但这样的非正式表态能否在强大的户籍制度面前成为改革的方向尚难预料。如果在面对孩子的问题上大家都能多做加法，而在面临复杂的现实情况能稍作减法，问题其实存在解决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