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两千余万元的罚单李清选择向内蒙古高级法院提起上诉。据最新报道，鄂尔多斯中级法院的一审判决已被撤销。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假羊毛衫卖了多少钱缺乏证据支持

    其中最为关键的证据就是天价罚金的来源——李清到底卖了多少钱的假羊毛衫。据《广州日报》报道，一审时，李清的代理律师南新丹提供了光盘和淘宝网上买卖的记录，证明毛衣的实际销售价格大约每件是130元。但公诉人认为这只能证明网店的销售价格，不能证明这是实际销售价格。而李清又告诉南新丹，公安曾扣押了其两台详细记录了实际售价的电脑主机和账本，但南新丹发现账本和电脑没有移交给法院。李清的辩护律师王福奎认为这是本案最大的疏漏：“对实际销售的446件羊毛衫价格，应当逐一查清其平均价格才能用来计算非法经营数额。但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时间对不上，侦查机关涉嫌造假

      同样涉嫌证据不成立的还有侦查机关进行搜查、审讯的时间。据新华报业网报道，相关案卷显示，公安机关从2010年12月15日17点20分开始搜查假冒羊毛衫，2010年12月16日7点30分结束。但讯问笔录又是在鄂尔多斯市东胜看守所，讯问的时间是2010年12月16日10点20分开始，11点16分结束。也就是说管理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及讯问笔录侦查机关涉嫌造假。
     从地图和旅行时间可以看出，从湖南长沙到呼和浩特市乘飞机需要2小时，呼和浩特市到鄂尔多斯市汽车最快也要3个小时，而且郴州市距离长沙市有300公里之遥。据此，即便是办案人员毫无缝隙地搭乘交通工具从郴州前往鄂尔多斯，在案卷提供的时间里，是绝对办不到的。

此类案件也不适用异地立案

     涉及“跨省追捕”也是本案的一大看点，据报道，李清的妻子说，当时是一名郴州当地警察同两名鄂尔多斯警察一道，对其假羊毛衫进行的查处，并将夫妇二人带往鄂尔多斯羁押。李清的代理律师王福奎称，鄂尔多斯公安局涉嫌程序违法。
     我国《刑诉法》第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王福奎认为，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地，李清的犯罪地在郴州市北湖区，鄂尔多斯既不是犯罪地，也不是犯罪行为发生地，也不是犯罪结果发生地。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因此，鄂尔多斯公安局没有立案侦查权。

做出监禁、罚款的决定并不意外

      《刑法》第213条规定，犯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李清案的假冒标志近3万套，查获假冒注册商标的羊毛衫26187件，涉案金额达6万元，获利达1万元。以此为据，法院按《刑法》的“情节特别严重”规定，以上限为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的量刑标准，处以5年监禁并处罚金，这应该说于法有据。

李清犯罪的事实认定却不是很清楚

      李清一审被判犯有“假冒注册商标罪”。辩护律师南新丹认为，这是“案件定性错误”，李清应当被定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根据《刑法》规定，简而言之，“假冒注册商标罪”是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则是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对于李清来说，在他将假商标缝制在“白坯衫”上时，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就发生了，而销售假货则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但辩护律师南新丹认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和销售、使用伪造的注册商标的行为是分别独立的行为，各方没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李清的目的只是销售，与商标的制作、购买、销售和缝制并无关系。

但千万罚单的“定价”显得颇为荒谬

      回到案件最为吸引人的地方——2100余万元罚金。据报道，李清所购入的吊牌，假冒“鄂尔多斯”价格有1680元和2180元两档，分别是17403件和4351件，而标价968元的假冒“恒源祥”则有4433件，吊牌价总额达到4301.3364万元。这正是“天价罚金”的基础，鄂尔多斯中院以这一金额的一半判做了李清的罚金。
     面对千万级的罚金，李清则认为，罚金的认定应该以实际销售、获利金额为基础，而不是人们印象中“价格可以随便标”的吊牌价。而依据相关法律，当部分假货售出时，未售出部分的非法经营数额，可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很显然，鄂尔多斯市中级法院选择了罚金较高的前者作为判罚依据，这也直接令李清的妻子感叹“十辈子也还不起”。

“天价”背离了罚款附加刑的初衷

      我国《刑法》规定，罚金属于附加刑的一种。监禁等主刑才是对犯罪行为进行惩处的主要方式。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和静钧评论称，罚金是行政手段征收的民事处罚，本质属于“债”的关系，具体数额取决于被告所处的社会经济水平与被告本人“履约”能力。此前，湖北妇女陈少红的餐馆被认定违规装修，且逾期未缴纳罚款，被法院裁定执行总计14万元罚款。由于无力支付，陈少红选择了服药自杀，当地政府最终认定罚款额不应超过2000元。
     我国《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这种以犯罪情节为唯一依据来确定罚金的数额，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病，因受刑人的贫富不均而可能造成的罚金刑执行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在此案中，对于并不富裕的李清家来说，监禁五年与罚款2000万相比孰轻孰重并不难判断。法院作出判决的目的，未免显得本末倒置。

本案中罪重推定似乎过于轻率

　　恰如前文所说，法院在做出一审判决之时，在较轻和较重两种量刑标准之中，选择了较重的量刑。法院仅从吊牌价简单乘以查获的衬衫数量，得出一个从常理与常情上均不可能的天价经营额，然后简单地取其一半金额作为罚款的最终数额，这显然是草率的。而更加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法院对于关键证物——储存有销售金额的电脑，并未进行取证，仅凭单方面的指控便定下了犯罪金额的判断。
     有人评论到，这种推断明显是一种罪重推定，实际是一种变相的有罪推定，这既与当今重视保护个人权利的时代精神不相符，也与我国宪法和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相背离。

贩被罚千万，伤害的还有法律公信力

      商在年初，一场“天价过路费案”引人关注，河南一农民时建锋使用两套假军车牌照，在8个月的时间里，免费通行高速公路2361次，偷逃过路费368万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到再审，赔偿金额被认定为49万余元，如此巨大的反差才是人们关注此案的真正原因。《法制日报》评论称，“也正是“天价过路费”引发了人们对司法公信力的质疑”。
     有网友称，“若是按照标牌价格定赔偿，那达芬奇应该被罚多少钱呢？还是133万？”《广州日报》评论称，现在社会上有人抱怨开发商违规或油企污染环境罚了数万元就算数，而对农民违规却开出“天价”罚单，从这样的抱怨可以看出，“天价罚单”伤害了法律的公信。

结语

天价罚单固然很荒谬，而“天价过路费”一案也似乎展示了这张罚单未来的命运。恰如很多当地商贩在采访时说的那样，市场对于假家具假奶粉假食品的生产者的查处，怎么总是隔靴搔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