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跑得快，一点不奇怪

       煤矿发生事故，却没有发现领导，这是既成事实的尴尬，而更尴尬的是，领导下井了，却能够“成功”升井，领导的“聪明”，却是工人的“死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煤矿领导对这句话深得精髓，“活学活用”变成了下井的只是些小领导，即便是下去了，也是做做秀，如同市长坐公交，坐一把也就上来了。 [详细>>]

“领导下井”的铁令为何软了？

       7月17日到18日，河南、陕西、湖南、甘肃、辽宁五省接连发生5起煤矿事故，截至22日凌晨，造成了49名矿工遇难、6人被困。从5起矿难暴露的问题看，“硬规定”在这些煤矿只是“软执行”，煤矿在落实国家政策规定中仍存在诸多“死角”。“矿长”下井不仅没有工人待的时间长，也不会一直待在危险最大的工作面。 [详细>>]

领导下不下井由谁监督？

       煤矿领导带班并和工人同时下井、升井，的确是加强煤矿安全生产，有效预防安全事故的一个可行思路，发改委、安监总局制定的《意见》，的确也是一个针对性强、操作性强的良策，关键在于如何落实到位？如何加强监管？如何严厉究责？如果这些都无从实现，即便不断三令五申，《意见》的命运也只能是形同废纸。[详细>>]

不能盲目迷信问责制

       因为问责只是一种事后惩罚和补救的措施，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警戒作用，但并未能有效克制事故的发生。所以每次事故发生后，都有官员的问责，这种给人一种颇有"为问责而施行问责"的感觉，而未能持着"减少事故，降低灾难"的理念来施行问责，而这样的问责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详细>>]

问责成为官员“带薪休假”

       问责方兴未艾，官员已复出如潮。部分官员不满一年悄然复出，公众仅从官员新上任的工作信息中，最后一个知情；也有涉及重大社会影响事件的官员再任要职。胶济铁路脱轨事故、三鹿奶粉事件中的官员在被问责免职之后，时隔不久之后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复出甚至是升迁，公众的痛感仍在，但官员却“无痛复出”。 [详细>>]

问责要放在事前预防上

       我们看待矿难问责，不能只停留在"哪些官员得到了处理"的表面层次，还应更深入地看待问责：不是纯粹为了惩罚官员，而是要促成事前预防的真正落到实处，保证安全生产。[详细>>]

规章制度频出，收效甚微

       在安全生产方面，法律法规其实已经不少，从《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煤矿安全员监察条例》，到一个又一个红头文件，规章制度可谓多如牛毛。国家开出的“药方”在矿主眼里，只不过是一张废纸。 [详细>>]

缺乏刑事制裁，问责失灵

       对重大事故以及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些领导干部已经不只负有行政责任，而更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但是，在一些地方，在事故之后，往往只进行简单的行政问责，导致问责达不到警示的效果，不能真正触动有关官员。还有的事件背后隐藏着腐败，如渎职侵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等。形式上的问责，或许可以暂时平掉民愤，但却杜绝不掉事故的发生，应该做的是更严厉追究矿难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被“勇于下井”，缺乏培训

       矿山企业农民工居多数。他们在缺乏基本培训情况下，为了饭碗和养家而“勇于下井”。在王家岭透水事故中，就出现了大多数工人没有经过培训就开始上岗，受困人员90%都不会用自救器，一旦遇到事故发生，一些基本的求生技能都不具备。 [详细>>]

无尊严的矿工，命不值钱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矿难赔偿仅几千元。上世纪90年代——2000初：赔偿金3至5万、最高8万元。2005年以后才提高到：20万。中国工人的命就特别贱？在中国缺乏应有的个人权利，故生命得不到保护，尊严得不到维护。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