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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中国的奥运战略都是以举国体制为基础的。在举国体制下,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竞技体育成绩的巨大飞跃。它为中国队在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提供了强大的保证。即使在市场经济下,依然有许多可以借鉴和利用的因素。[详细]
第15期
中国目前已经职业化的项目很少,只有足球、篮球等寥寥几项,并且即使这些项目,也大量受到体育管理部门的牵制,而大部分项目不仅没有市场化,还常年仰赖国家财政拨款。不过与此同时,中国代表团在历届奥运会上的成绩屡攀新高,也与举国体制分不开。由于竞技体育的特性,举国体制往往能将相对不多的资金投在那些国外也市场化程度较低,但整个大项金牌数又比较可观的项目上。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绝对的优势。
截至伦敦当地时间8月8日,中国运动员在历届奥运会上的金牌总数已达199枚,其中,夺金数最多的项目依次为跳水32枚、举重29枚、体操26枚、乒乓球24枚、射击21枚、羽毛球16枚。以上6个大项总共夺得金牌148枚,约占中国夺金总数的3/4。伦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已经到手的36枚金牌当中,六大强项共有25枚,占夺金总数的近70%。由此可见举国体制在策略方面的一些特点。
中国获得北京奥运会蹦床比赛冠军,就是举国体制优势的最佳体现。蹦床项目2000年进入奥运会,那时中国还没有蹦床运动员,但这个项目在欧美已经非常普及了。原国家体委在全国展开大集训,从有相似性的项目选择转型过来的运动员进行培养。后来国家成立集训中心,仅仅用了10年左右时间就培养出何雯娜这样的奥运冠军。国家蹦床队教练胡星刚说,这个“奇迹”是举国体制训练的结果。
在创造辉煌的同时,举国体制也引发一些争议,引起人们的重视。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举重、体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射击、女子柔道等共获得金牌39枚,占中国代表团金牌总数的80%。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奥运会后总结时表示,田径、游泳、自行车这样的奥运会大项,中国亮点不多,与世界强队间差距巨大。这就是所谓的“短板效应”。大量资源集中发展优势项目后,弱势项目成为中国的奥运会奖牌数继续攀升的“瓶颈”。优势项目的金牌潜力几乎被挖掘殆尽,即使再优也没办法扩大中国奖牌的“容量”。
另外,在一些项目上,以国家队为龙头的“一条龙”式训练体系则成材率较低,很多基层人才培养粗放,在低水平上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优势项目上,人才浪费;而弱势项目,又资源不足。而当刘翔在奥运会上因伤退赛后,中国在这个项目上基本失去竞争力,而刘翔身后,更还未发现能与他水平相当的未来之星。反映了弱势项目人才厚度不足。
1996年,英国运动员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糟糕表现遭到英国媒体穷追猛打,媒体指责英国运动员为钱不择手段,其中包括两名跳水运动员摩根(Bob Morgan)和艾利(Tony Ally),他们在亚特兰大沿街兜售自己的奥运队服换取现金。而金牌数低于哈萨克斯坦的事实更是频招的白眼。英国小报《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刻薄地写道,“昨晚一个牧羊之国羞辱了大不列颠奥运队的威力”,谴责输给一个“国民用老鹰捕捉食物”的国家是对英国的侮辱。
这场危机促使英国政府成立的国家彩票基金以筹措体育经费,再把经费划拨给能够培养让运动员夺得奖牌的体育部门,借此重振民族威望——这就是于1997年成立“英国体育”(U.K. Sport)的背景。该部门承担起了为英国夺取奥运奖牌的任务,起初的重点是英国擅长项目,包括赛艇、帆船、自行车和田径,并着重培养在这些项目中有望拿到奖牌的运动员。
“英国体育”为运动员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前提是他们未来有赢奖牌的希望。英国官员说:“我们是在为奖牌而投资,我们完全是以此为中心,而且对此毫无愧疚。所以我们要做出艰难的选择。” 英国想赢奖牌的希望是如此迫切,甚至鼓励有些高水平运动员转向其更有希望进军奥运会的项目。罗梅罗(RebeccaRomero)就是一个例子。她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得赛艇项目银牌,但后来被鼓励转向场地自行车项目,她在2008年奥运会上夺得该项目的金牌。
渐渐地,英国奥运代表团的成绩开始上升。2000年悉尼奥运会英国队夺得28枚奖牌,在奖牌榜名列第10位,四年后夺得30枚奖牌,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其47枚奖牌的成绩仅次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本届奥运会更是有望拿下奖牌榜第三。
目前在奖牌榜上排名第四的韩国,也是一个施行举国体制的国家。在韩国,职业化较好的项目有棒球、篮球和足球等不多的几个项目。但是除此之外,即使是韩国一些传统的金牌项目,诸如射箭、短道等也没有开展起来成熟的职业联赛。
韩国人在射箭项目上已经连续24年独霸奥运赛场,今年奥运会上女子团体连续第7届夺得奥运冠军,又比如在围棋项目上,韩国曾经出现过李昌镐、李世石等世界冠军,甚至在花样滑冰、短道速滑等项目上韩国队都涌现出过世界知名的选手。但如上几项运动中韩国人唯一能在世界上依靠各级大赛拿到奖金为生的围棋项目,又偏偏不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与中国的乒乓球类似,韩国的射箭运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传统,但是顶尖选手却也只能依靠征战国际性大赛来“兑现”自己的价值。本届伦敦奥运会,韩国不仅会给金牌相当于6000万韩元(33.7万人民币)的一次性奖励,还会在之后的每个月都给这位选手100万韩元的奖金,银牌每月领75万韩元,铜牌52万5千韩元。
1948年韩国首次参加奥运会,但颗粒无收。为了集中训练提高运动员成绩,韩国政府于1966年投资兴建了泰陵运动员村。10年之后的蒙特利尔奥运会,韩国人终于获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枚奥运金牌。此后,韩国又在太白市和镇川修建了两所运动员村。2011年8月18日镇川选手村一期竣工,总面积85万6263平方米,目前有社稷、赛艇、网球、篮球、排球、田径、水球、手球、壁球、棒球等12个项目的训练场,可容纳350名运动员。
金牌是中国国家荣誉的象征。从容国团到许海峰,每一个冠军,每一枚金牌都与国家荣誉紧密相连。中国人在短短几十年的发展中,正在摆脱过去的自卑感。现如今的奥运金牌榜正体现了这种改变,在金牌上,中国已经于其他世界强国平起平坐。
近年来,中国的整个经济和其他方面实力持续增长,中国人的个体思想也在发生变化,相比较于以往的集体荣誉,现在更注重个体的魅力展现,这是一种自信的进步。就如同在经济上开始反思 “唯GDP论”一样,人们也开始关心金牌以外的东西。2008年,中国在奥运会奖牌榜上首次排在第一位,这虽然不代表中国已经成为体育强国,但足以称为体育大国。而另一方面举国体制追求金牌造成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有了讨论的分为。不少人已经在反思,追求金牌无妨但是否毫不节制?对体育运动员的投入可以又是否能够完善保障?
近几年来,中国在个别项目上也涌现出了一些富有商业价值的国际巨星,如篮球项目的姚明,网球项目的李娜,田径项目的刘翔。他们的商业合同也都是动辄以千万或亿计数。虽然田径仍然与职业化无缘,但从上海田径大奖赛的热度来看,市场化的潜力仍旧很大。
这些明星的商业化大多是个别情况,似乎与普遍还相去甚远。事实上,按照目前被报道的一些情况来看,这些来自中国体育体制内的明星,他们的广告收入中,国家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都有分成,最高的可能达到四分之一或更多。也就是说,在商业化过程中相关体育能够获得利益。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完善举国体制的人才培养安置体系,对于张尚武等现象会有所改善。
而抛开商业化不谈,举国体制内自身的资金分配也应该尽量做到人性化。比如改变选拔机制,对好苗子进行突击栽培,同时不放弃文化课的教育,保证那些夺金希望不大的运动员能够在职业生涯结束后有更多的选择,如果做到这些,举国体制对于中国人的夺金梦想来说,或许是最完美的选择。
无论如何,举国体制仍然是争夺金牌最有效的武器。在新的形势下,举国体制更应该考虑继续完善自身,以更好地发挥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