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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没参与过社区文化活动，33.6%没参与过单位文化活动，每年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和单位文化活动两次以上的不足15%。这是近日公布的一份《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调查报告》中显示的数据。
调查人员说，数据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文化生活贫乏、文化消费不足、文化需求不能得到基本满足成为影响农民工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这份调查由共青团浙江省委课题组完成。被调查的对象是1980年后出生的、户籍在农村、离开原籍在外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可能出生在农村，也可能出生在城市，年龄在16～30周岁。
据介绍，按照浙江省农民工的行业和地域分布特点，获取被调查对象2175个。调查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结合方式，同时与不同性质、规模、行业企业和不同层面的工业园区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访谈。
电视、上网是新生代农民工享受精神文化生活最主要方式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整体上呈匮乏化，文化活动内容、形式单调。
受个人收入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能力、水平低下。6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开支主要用于上网、手机，主要的娱乐方式是喝酒吃饭、看电视、打牌和搓麻将；40.1%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体育、文化生活方面的开支，有买书、报开支的新生代农民工仅有11.1%。而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最主要开支项目的上网费用，89%的被调查对象每月在100元以下，67.8%的人不足50元。
同时，因为收入不高，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居住在租金便宜的城郊接合部的农民出租房或者配套设施不全的社区，居住周边缺少公共文化配套，而所在单位有关精神文化生活设施、场所也同样不足，缺少参与城市文化活动的渠道和机会。
调查显示，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周边有体育活动室、篮球场、棋牌室、图书室的不到50%，利用率不足30%。一半以上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单位没有图书室、多功能厅、阅览室、体育设施、文艺场所、健身房等，而设施的利用率也仅为20%多。
另一方面，调查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缺少进行文化生活的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在制造业的一线车间工人、建筑工地的新生代农民工，通常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每月休息时间只有1～2天，缺乏精神文化生活最基本的条件——时间要素。
而值得重视的，还有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孤岛化现象。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为城市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并未被城市主流文化完全接纳，甚至被甩到城市文化的边缘。
调查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自身的需要，也由于群体的工作、生活条件和资源等因素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形成一种亚文化生活，独立于城市主流文化之外，与城市主流文化相区别、相隔离甚至相冲突，形成文化生活的孤岛化效应。
调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仍限于“三同”：同乡、同事和同学。身处城市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中的大多数却与城市居民没有交往，形成封闭的群体性生活。
调查人员说，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闲暇时间的娱乐方式仍趋单一，不具备明显的城市文化生活特征：他们经常是几十个清一色的男(或女)青年农民工生活在一起，缺乏家庭生活的亲情，许多青年过着性别失衡的集体生活。
“并不宽裕的收入、不高的文化水平、拥挤的居住条件、高强度的劳动等使他们往往处于与城市文化的某种隔膜中，形成一种文化生活的真空状态。”调查人员说，这种社会交往，必然导致文化生活的多元化互动不足，形成封闭的文化生活模式，呈孤岛化。在一些地方，有人戏称，在那里，四川话（或者其他外省的方言）就是“普通话”。
“我们把城市变得漂亮了，但城市里却没有我们的立足点”
调查中，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的劳动与所得不成比例，很多公司是平时只发基本工资，其他在年终结算。到了年终，一些公司压低工资或者找各种理由不给全额工资。调查人员说，这种付出与收获出现的严重不对等，使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价值认定感到迷茫，出现无视企业制度、无视公司发展，工作中较为随意的现象。
“我们把城市变得漂亮了，但城市里却没有我们的立足点。望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却没有幸福感和成就感。”访谈中，一位访谈对象对此很是伤感。
调查显示，一个月不到就跳槽和一年内的流动人总数占调查总数的35.75%。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第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前者的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
调查看到，与上一代农民工打工挣钱的单一性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的目的已发生巨大变化，求发展、开眼界成为主流，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开始向精神层面拓展。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
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日益突出，集中体现在他们在城市中的边缘身份导致的归属感缺乏，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处于边缘地位。70%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与所在地城市居民地位上有差异”。他们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强烈的不安和迷茫时常笼罩在他们内心，“城市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又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落差。
调查人员说，这种落差下，比第一代农民工少了几分坚韧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不少人选择了逃避，甚至有极端者选择了死亡，“稚嫩的翅膀被过早地折断。”
2010年5月初，浙江某地3名“90后”农民工由于理想和现实存在差异，再加上家庭沟通不畅、眼高手低吃不起苦，3个孩子心存压抑、悲观厌世，最后通过网络相约自杀，最终两人死亡。
而一家企业的行政人员向调查者介绍，很多工人有心理障碍，在调查者访谈前两个月就有3人自杀。而在全省11个地市的调研中，课题组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现象较前几年有上升趋势，“这是应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的现象和问题。”调查人员说。
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
与老一代农民工背着编织袋进城务工不同，调查显示，拖着拉杆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开始向精神层面拓展，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
调查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的“三高一低”特征，他们务工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满足生存需要的薪资，不再把工资看作最主要的因素，不再满足于“养家糊口”。
如在调查“下班后主要做什么”的回答上，仅有1.3%的人选择做第二份工作。调查者说，这个比例相对于上一代农民工要低得多。在访谈中，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也认为，与其挣眼前那点工资，还不如去学习或培训，提高自身素质，以求将来发展。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重视职业发展性、关系和谐度。“他们关注企业内部文娱活动、企业地理位置、企业工作和住宿环境、企业的发展前景、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发展路径以及为此提供的培训等等。”调查者说，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满足于做一个一线的生产工人，他们期盼能够进入管理层，摆脱纯体力劳动的工作环境。
“过年要放假回家”，“节假日加班要3倍工资”，调查人员说，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增强的特点，他们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物质和精神双重需求、追求公平。
调查者说，法律讲座是最受新生代农民工欢迎的培训内容之一，他们已经开始学会寻求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当遇到问题时，不再选择‘忍受’或者‘接受’，多数农民工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并求助于媒体。”
但据另一份“在浙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面临着诸如住房条件差、超时劳动、子女就学难、社会保障不足等多个问题，也影响了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动力。
要帮新生代农民工构建精神文化乐园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也引起了浙江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关注，在日前举行的2012年浙江“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中，“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
他们建议常住地政府作为农民工文化服务的责任主体，要大力兴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活动设施，加大对农民工文化设施如图书阅览室、娱乐室、健身室、球场等公益性文化活动场所的投入，对偏远城区和城郊接合部等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区域，则建立文化俱乐部或者文化活动中心，以服务农民工文化生活的需要。
同时，各类企业要把解决和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纳入成本开支，在企业农民工生活、工作区域，建立多功能娱乐厅(室)、文艺场所和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室、阅览室等文化设施，按时按质向他们开放，让新生代农民工有时间、有场地、有节目、有伙伴参与文化生活。
文化部门也要改变以往简单“送文化”的做法，用播种文化的方式培育新生代农民工艺术组织和农民工文艺骨干，扶持新生代农民工用工单位自办文艺表演团体，鼓励农民工自发组织打工者艺术团、秧歌队等组织，将文化的阳光洒播到更多农民工身上。
大家还建议，要继续活跃城区广场文化，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参与到文化生活中来，并通过这一文化载体，为农民工和城市居民间提供文化沟通、交流的平台，促进文化的融合，推进城市文明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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