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地域印记文学重要而深厚的源泉_新闻台

　　文学之有地域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心雕龙》称北方的《诗经》“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而南方的《楚辞》则“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明确提及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对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殊异作了有趣的比较：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他已经注意到地域特点参与文学风格的形成了。国外也有类似的例证：法国19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作为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把文学品种、风格的生成与地域条件相关连，从考察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去揭示文学生存与发展的某种客观真理，至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视角。

　　其实，只要谈文学，必然包含着它的地域性。比如说“中国文学”，既指它的“中国”属性，也包含作品中或浓或淡的地域特征。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京派、海派之说；这种区分实际由来已久：《红楼梦》明显是京派小说；而那时的海派小说呢？《海上花列传》和《九尾龟》可为例证。这两本书都关涉烟花场，写到了租界商人，这是题材和内容。有趣的是人物居然时不时说苏白。鲁迅在《汉字与拉丁化》一文里打趣说：“一部《海上花列传》教我‘足不出户’的懂了苏白。”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地域性对文学的影响有时隐蔽、有时显著，总体上说是非常深刻的：在影响甚至潜在决定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特征，以及作品内容、风格、叙述方式的基础上，甚至孕育出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鲁迅是中国的也是绍兴的：他的小说、散文一看就是绍兴人写的。同样，沈从文之于楚地，老舍之于京都，赵树理之于三晋，张爱玲之于上海，柳青、陈忠实之于陕秦，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之于东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地域性甚至还与重大的文学现象有关系，譬如，五四以来，浙江籍的著名作家如群星毕现，很多人还领袖群伦，成为一个方面的代表：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周作人是“人的文学”的倡导者，开出现代美文之路；茅盾创办文学研究会，成为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开拓者；郁达夫则是创造社的健将，自传体小说的创立者；徐志摩是新月社的主要诗人，新格律诗的倡导者；丰子恺则是散文方面一派的代表；等等。从这里切入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可能会深化研究的视角。

　　论及地域，首先不能回避的当然是自然。决定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基本因素，从来就是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北方寒冷干燥，北方人于是魁伟刚健、勇敢剽悍；南方湿润潮湿，南方人于是温柔细腻，机灵敏捷；秦岭隔开了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黄河以北以狩猎游牧见长，黄河以南则以旱作粗放种植为主，到了长江两岸，水稻的精耕细作蔚然成风，不同区域孕育出大不相同的历史文化景观。地域的不同，就有山川形制的不同，就可能产生出不同的族群……复杂而广阔的地域，使中国的地域性既鲜明又丰富驳杂，从而大有别于世界的其它古文明。

　　在我看来，对地域的关注和理解，恐不能过于集中于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因素上，更要看到自然的背后是沿袭悠久的人文环境：诸如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必然通过地域文化而起作用。越是后来，人文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就越是复杂与深刻，这便是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陕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关东文化等说法的由来。如果说，地域文化影响并决定该地域族群生存发展的精神和品格，那么，它也顺理成章成为文学重要而深厚的源泉。

　　地域、自然、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一个互动、碰撞、融合的复杂过程；但在今天，不论怎么强调地域性对于文学的意义都不为过。一方面，若是论及文学及其价值，人们有理由首先关注文学中浸染着的地域性灵魂；另一方面，若是发掘文学中带有的普遍性意义，人们也一定需要借助地域特征去作表达和阐释。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几乎抹平并且遮蔽了所有地域特征的时代，这既是文学抗拒同质化的唯一途径，更是文学保持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