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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直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医院也是艾滋病医疗歧视的受害者。”
◎民间组织建议，每个省市推荐1-3家三甲医院作为示范医院，解决艾滋病毒感染者就医难问题。
“未见典型卡波西肉瘤结构，疑为血管增生。”
拿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病理报告，困扰了三个月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小钟却笑不出来。
摸摸像芦柴棒一样瘦小、满是瘀青的胳膊，这个26岁的小伙子说：“我真希望，这是一场梦，明天醒来就好了。”
梦魇一次次在脑海中闪回：被多个医生赶出门诊，被疑似误诊有罕见肿瘤，被化疗三次奄奄一息……这一切，只因他是一个HIV（艾滋病毒）感染者。
在他身后，广东至少有4万多名HIV感染者，他们已经逐步进入发病高峰期。尽管国务院早在2006年初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41条就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但综合医院往往以“去定点医院”为由将其拒之门外。“看病难”、“手术难”，是他们共同的困境。
这也是社会的困境。帮助和救治每一个艾滋病人（艾滋病毒感染者），让他们免于恐惧、隐瞒乃至报复社会，就是对每一个人最好的保护。
“我是不是很快就要死了？”
10月3日下午，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病房，小钟（化名）蜷缩在苍白的床单里，眼睛像窗外山雨欲来的天空一样灰暗。
斯文白净的小钟是湖北人，大学毕业后来到广州，在一家外企工作三年。
今年6月，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他持续发烧，在一家区级医院治疗，抽血查出HIV阳性。“医生吓得脸都青了，马上让我转到市八医院。”
对于感染原因，他不愿多回忆，只说是“一次没有保护的性行为”。
看病难
小钟：疑似误诊被化疗搞垮身体
噩梦还在继续。不久，小钟的鼻翼、双脚、睾丸上长出一些小型青色肿块。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没有肿瘤科，只得请来广州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的医生会诊。
他被诊断为一种艾滋病并发疾病——卡波西肉瘤。这是一种罕见的多中心性血管肿瘤，多由艾滋病或器官移植引起，病情进展快，治疗困难，死亡率高。不久前，广州市第八医院刚刚有一名HIV感染者因卡波西肉瘤去世。
医生开出了四个疗程的化疗方案，现在小钟已经完成了三个疗程。每天呕吐、眩晕、全身无力，体重下降了近30斤，血液里的CD4免疫细胞浓度只剩4个/微升，连正常人（500—1600个/微升）的1%都不到。但他觉得身上的肿块没有消失，又冒出来好几个。
他有点怀疑自己的病情，于是要求医生复诊，医生的回复只有一句话：“不用看了。四个疗程做完再说。”他决定先停止化疗，休息几天，让身体恢复到勉强可以下床行走，再去别的医院看看。
10月17日早上，在记者的陪同下，小钟在广州某大医院挂了个普通号。一进诊疗室，他刚说明自己是HIV阳性，医生马上拉起口罩，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然后把其他病人请了出去：“请去外面等一会，有‘特殊’病人。把门关上，完了再叫你们。”
把自己包裹妥当后，医生才转头对他说：“医护人员治疗艾滋病人需要特殊的保护。现在国家没有保护政策，我们治不了。请去艾滋病定点医院。”小钟央求说：“我没有要求治疗，只是请您帮忙诊断一下。”医生仍然无动于衷，开始叫后面的病号，把小钟赶了出去。
这样的场面，小钟已经习惯了。他说，自己已偷偷去过好几家医院，医德好一点的医生会帮忙看一下，给一些建议。很多医生一听说他是HIV感染者就直接拒诊。
无奈之下，小钟只好带上自己的活体标本，来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0月19日，病理科诊断结果出来了：该样本不属于典型卡波西肉瘤，应该是血管增生，建议找皮肤科再看一下临床症状。皮肤科医生观察了小钟脚上的患处，认为病征与之前确诊为卡波西肉瘤的患者有明显差异。
这次检查结果，与之前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得到的病理检查结果一致。这意味着，他此前很可能是被误诊了！
阿华：定点医院住院透析贵一倍
“你总算拨开云雾见青天，我还在地狱里挣扎呢！”病友阿华拍拍小钟的肩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30岁的阿华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来广州打拼已有10年，有着体面的生活、稳定的伴侣。今年5月底，他腰痛、发烧，到广州市天河区某大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尿毒症，只能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
祸不单行，就在阿华将进行第三次血液透析的时候，血检报告出来了——HIV阳性。“当时医生就喊起来了。他们直接就在透析室里赶我走。”
他开始了疯狂的就医路：把房子卖了，从广州到北京，辗转多家医院。但大多遭遇医生冰冷的拒绝，还是没有治愈的希望。
花了100多万元，家人和伴侣都离他而去。阿华的母亲说：“要是尿毒症的话，家里支持你，帮你治。得了艾滋病，就是该死。”他曾经偷偷剪断透析管，想要自行了断。幸亏被及时发现，没有伤及性命。
最后，只能去广州市第八医院了。但广州市第八医院的专长是治疗传染病和肝病，没有做门诊血液透析的资质。只有住院，才能做透析。
无奈之下，阿华只得办理了住院手续。虽然实际上，他只有每周一、四上午到医院做两次透析，但他也得支付住院费用。“每个月要花两万元，比在常规医院做门诊透析贵了差不多一倍。”
而且，由于广州市第八医院没有肾病专科医生，他没法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诊治，只能通过不断的透析勉强维持现状。“现在这情况，换肾我就不指望了。过一天算一天吧。”
手术难
综合医院和定点医院博弈
全省设立六七十家艾滋病定点医院，但一接到感染者还是送往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一边是日益增多的艾滋病人：据广东省卫生厅发布，广东已逐步进入艾滋病发病高峰期。报告病人数从2008年的1349例，增加到2010年前10月的1905例。
一边是独木难支的“定点医院”：按照艾滋病属地治疗原则，广东省卫生厅在全省各地市设立了六七十家“艾滋病定点医院”，但主要是派发免费抗病毒药物，疑难艾滋病人还是往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送。别的大医院一接到艾滋病感染者，第一反应就是“送市八”。
两边的压力，压得全国知名的艾滋病专家、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有些喘不过气。
“我们主要是传染病医院，肿瘤、肾病、烧伤这些专科都没有。只能看着病人干急，请外院专家会诊，还经常遭到拒绝。”蔡卫平叹了口气。
从1996年接触第一例艾滋病例开始，蔡卫平已经接诊了1000多例艾滋病人，被同行笑称为“艾滋佬”。尽管获得奥运火炬手等荣誉无数，但40多岁的他已经感到身心疲惫。
蔡卫平说，他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艾滋病毒，而是一张由误解、歧视、恐惧结成的无形巨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医院也是艾滋病医疗歧视的受害者。”
冰冷的拒诊：
是阳性就不能动手术
小钟、阿华的遭遇，显然不是孤例。
今年5月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发布的《关于解决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手术难”问题建议》显示，仅在这家民间组织走访的123位HIV病毒携带者中，就收集了38个“手术难”的案例。
“艾滋病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再得了其他病，就没医生愿意治了。”蔡卫平说，就连割阑尾这种简单的手术，许多医院也不愿给HIV阳性者做。
深圳艾滋病人互助组织——“A+A互助组”组员阿峰告诉南方日报记者，他2007年8月被通知感染HIV，中秋节得了肛门脓肿，痛苦不堪。辗转去了深圳5家医院求医，出于对医生负责任，他表明了自己是一名HIV携带者，结果是到处碰壁。其中有一次，人都上了手术台，麻药都打了，结果主治医生说，HIV检查报告刚出来，是阳性不能动手术，“就这样我被推下手术台。”
艾滋病感染者“就医歧视”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难题。有医生认为，这是在更好地保护其他病人，收治艾滋病感染者会对同在医院看病、住院的其他患者产生不良影响，将影响医院的“客源”；有医生表示，综合医院不具备隔离、手术器械等传染病收治条件。
职业的恐惧：
护士被刺伤无奈堕胎
面对责难，医护人员也有自己的恐惧——职业暴露。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一科的一位护士告诉记者，在艾滋病病区工作，每一个操作都要特别谨慎，用砂轮割开装注射液的瓶子，为病人打针、抽血，都可能损伤到自己，如果当时与艾滋病人有血液接触，就有可能被感染。
统计资料显示，被针头刺伤手指而感染艾滋病的几率是0.33%。如果在刺伤后马上清理伤口、严格消毒，并服用抗艾滋病药物预防，跟踪观察一年后没有产生艾滋病抗体，就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在这个病区工作的护士先后有10多人发生这种高危的职业暴露，所幸至今没有一人被感染。
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广州市第八医院原院长唐小平曾告诉记者：“我们医院曾经有一个刚刚怀孕的护士，就是在救治一个艾滋病患者时，不经意被针头划破了手臂，最后，为了安全起见，她把好不容易怀上的小孩给做掉了。”
在艾滋病病区工作，没有额外津贴，也没有保险公司愿意为她们承保。一些患有艾滋病的吸毒者不时做出丧失理性的举动，就更让夜班护士胆战心惊。有时其他病区的护士要轮科，到感染科上班，都吓哭了，以自己要结婚、准备生孩子等为理由请求“豁免”。
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护士们不愿意报出自己的名字、籍贯，更不愿意摘下口罩拍照，“很多人都瞒着父母，怕他们担心。”
被放大的风险：
医务人员都歧视艾滋病人
但这种职业暴露风险，有可能是被有意无意放大的。
不少传染病专家指出，医务人员在治疗HIV感染者时存在一定的职业暴露风险。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例医务人员因职业暴露风险感染HIV的公开报告。这种风险不应该被夸大，进而作为逃避职责的借口。
“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和乙肝是一样的，但为什么医生整天给乙肝病人治疗，却不敢给艾滋病人看病？”蔡卫平说：“医务人员是最了解疾病的，连医务人员都歧视艾滋病人，其他人会怎么想？”
对于别的医院拒诊HIV感染者，蔡卫平很无奈：“就算马上立法，规定拒收HIV携带者的医院立刻取消资格，病人的处境也不会有什么改善。医院有的是不收治的理由。”由于HIV携带者的免疫力一般偏弱，医院就可以用“免疫力差，感染风险高”为借口，拒绝对HIV感染者做手术。
NGO的呼吁：
取消定点医院设立示范医院
据了解，在一些医疗机构拒绝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常规医疗服务的诸多借口中，“艾滋病定点医院”是最常见的推诿借口。
“艾滋病定点医院往往是传染病专科医院，缺少为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综合性治疗服务的技术力量和硬件设备。”在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的调查案例中，80%的定点医院达不到手术条件，无法为患者实施手术治疗。
该联盟建议，取消各地卫生行政部门以前向社会公布的各级各类“艾滋病定点医院”的指定，将艾滋病治疗纳入常规医疗体系。这样的好处是“一分为二”：感染者关于艾滋病的诊疗需求，由各个医院的感染科（传染病科）承担；感染者所患的其他疾病，由各个医疗机构的相应科室承担。
该联盟还建议，每个省、区、市向社会推荐1—3家三级甲等的综合性医院作为“示范医院”，感染者所患的与艾滋病无关的其他疾病按诊疗需求由相应科（室）承担，解决感染者“病无所医”的现实局面。通过这些“示范医院”以点带面，从根本上解决感染者“手术难”问题。
但这个想法被不少卫生行政部门认为是“不切实际”。一位省级卫生厅负责人说，艾滋病定点医院是国家定的制度，各地很难自行突破。
蔡卫平则认为，如果在现有格局下定点医院制度不能取消，那至少要通过足够的扶持，让定点医院具有全面的诊疗能力，可以接诊各类并发症患者。
报销难
1.2万元限额 “赶病人出院”
医保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医保制度的改革，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目前我国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免费派发抗病毒药物，但由于医保没有把艾滋病列为专项，所以艾滋病人一旦身患其他疾病，也只能和普通病人享受一样的医保报销待遇。
“我现在每个月都要被医保定额‘赶出院’。”患尿毒症的HIV感染者阿华算了一笔账：他每个月在广州市第八医院住院透析，要花近2万元的医药费，但广州市医保规定，普通住院病人每月最多只有1.2万元的报销上限，超支部分要由医院买单。为了不让医院亏本，他必须每个月办一次出院手续。即使如此，每月几千元的自费部分也让他难以承受。
蔡卫平提出了一种一举两得的新办法：对于参加了医保或新农合的艾滋病感染者，增加报销金额和报销范围，利用统筹资金适当定向帮扶；对于医保和新农合不能覆盖到的极少数患者，则沿用当前政策不变。这样一来，大多数患者得到的治疗效果都会得到提升，少数患者的处境也不会恶化。同时，有了资金保障，医院不用担心亏钱，自然就有了积极性。
令他担忧的是，尽管我国HIV感染者的增速近年在下降，但已从吸毒、性乱等特殊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特别是感染者已经逐步进入发病期。截至2010年10月底，广东省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28039例，其中病人7469例，死亡5404例。而据官方专家估测，广东实际艾滋病毒感染者至少超过4万人，很多人还隐藏在“冰山之下”。
“艾滋病人的医药费和社会负担将越来越重。”蔡卫平忧心忡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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