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为什么这个药会这么少。

　　原料问题、生产线问题，甚至是谋求涨价，面对着鱼精蛋白的短缺，各种说法也纷至沓来，到底原因何在呢？

　　孔晴宇：有很多渠道说鱼精蛋白由于生产工艺复杂，它原料来源又紧张，同时它是一种生物制剂，它的技术含量也比较高，所以在售价上可能有人猜测，售价可能会偏低，也可能是造成鱼精蛋白供货紧张的原因之一。

　　价格低，企业不愿意生产，对于这种药品的短缺，医生也只是在猜测。原因是，相比其它药物，如抗生素等，鱼精蛋白都维持在每支十几元左右，基本上是十几年一个价。

　　孔晴宇：我们在药品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孤儿药”。什么叫“孤儿药”呢？就是说这个药只有一家生产，如果它灭绝了，它停产了，这个药就消失了。目前，前一段来说，咱们国家的鱼精蛋白就有“孤儿药”的特性。所以它一旦出问题，一旦供货短缺，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一家生产企业，就是上海医药集团下的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上海医药集团综合规模全国排名第二。年报显示，这家企业去年的净利润为13.6亿元。在以往，上海医药集团平均每年要生产约120万支鱼精蛋白，满足全国的心脏手术使用需求。但是从今年年初，这家企业也遇到了麻烦。

　　徐国雄：这个原因最主要也是由于我们原来的鱼精蛋白的原料一直是由青岛的一家企业提供出品的，由于近年来它的价格成本不断地上涨，从今年年初鱼精蛋白的原料我们还是决定收回，由我们自己来自制，所以我们自制的原料它有三个月的质量稳定期的考察，考察期间里，我的原料不能投放于自己的生产。所以今年我们投放自己生产的产量跟去年同期比确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根据介绍，全国生产鱼精蛋白的企业共有三家，但最终其它两家都停产了，只剩下了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而对于这种药品的利润单薄，公司负责人也并没有否认。

　　徐国雄：鱼精蛋白这个药，应该说是一个低毛利的药，也可以讲是一个不生产的药，大部分药企是不愿意生产这个药。

　　如今，三家企业都已经开始进行生产，“孤儿药”的名字也可以暂时搁置一旁，但是怎样才能彻底解决潜在的风险则依然值得期待。

　　主持人：看到这儿，我还真不想责备生产这个药品的企业。第一，人家已经开足了马力，而且利润很低，总不能让企业当“雷锋”。因为中国人早就说过这句话“无利不起早”，这是经商的准则。

　　谈到这儿，就有很多问号浮现出来。第一，为什么有三个企业拥有药的批号，但是最后只有一家，还是在行政干预的情况下才恢复生产，另外两家早已经不生产了，为什么不把它的许可收回来交给另外的厂家？第二，为什么到了已经很多手术必须停下来的时候，媒体报道之后我们才开始进行行政干预，早一些时间在干嘛，我们是不是拥有这样的一种监控体系呢？第三，作为药品储备来说，这种救命的、关键的，甚至廉价的药品，我们的储备为什么最后会导致手术都会停下来？等等很多的问号我们都需要解答。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问号非常多，今天我们在采访有关部门的时候，这种需求就非常强烈，但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都碰壁了。比如我们采访卫生部的时候，卫生部说，这个事还真跟我们没关系。所以，人家不接受采访是有道理的。接着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人家说这个事也跟我们没关系，你仔细一听，人家说的也有道理。都有道理，但是问题却出现在这里头。

　　我们看这个图。药品的价格是发改委管；必要的药品储备是工信部管；药品生产的审批、质量安全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药品的使用是卫生部管；药品的生产又是企业的事；药品的需求是病人的生命。这是刚性的需求。最后你发现，成了一个倒推的原则。因为病人的生命出现了危机，所以就开始逼着企业去生产，逼着企业生产，然后媒体去这儿找答案，结果纷纷都找不到答案。你埋怨它还真没道理，比如埋怨卫生部，人家只管药品使用，可是这回是药品短缺和批号等等，不归人家管，你跟人家能着急吗？所以到这儿的时候，跟我们做很多选题非常相似，划了一个非常弧度的怪圈，就是多头治水，真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最后没水吃。但是问题是，病人的生命放在这儿，究竟该怎么办呢？也有人说，是这个药品价格太低了，所以大家没有热情。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李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第一，我觉得定价还是要合理。我们很多传统药确实过去药价是虚低的，它现在定的这个价应该能反映它的生产成本的价。第二，一定要把市场的量给它。比如像鱼精蛋白，我觉得国家应该对企业有约束力的。你既然拿到了生产的批号，你必须要生产，否则的话，就应该取消它生产的许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安徽在基本药物的招标采购方面我觉得他们做得比较好，他们基本上是单一货源，一个药就到一家企业，这家企业要保证供应这个市场，整个安徽的市场都由它供应。因为这个就给了它很大的市场的量，价格就可以压得很低，同时对它有很强的约束。

　　主持人：政府以及政策想做好事，想做一个好的形象，这种初衷不坏，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如果思维是非常简单的，没有综合地权衡这个事情的利弊，有可能最后好事还会变成坏事。比如说把药品价格压得很低，从表面上说，当然是好事，最后发现由于考虑得不够充分，关键时刻倒霉的时候还得是老百姓，因为人家的命在那里着急。药品压低了，十几年的时间价格没有上涨，但是政府光是拥有某种政策，没有给人相关的补贴，以及税负的减免，或者给人家保证一定利润之后，集中采购形成一种良性的储备，因此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局面，所以我们要改的事情还很多。

　　其实真正让人着急的不仅仅是这个药，这个药让人着急是因为它要命，还有很多廉价的药品其实都能治我们的命，但是现在医生开的药越来越贵，背后难道没有这方面的因素吗？我们继续关注。

　　与此次鱼精蛋白生产暂时“休克”相似，很多老百姓记忆中的廉价药也已经或正在从药店、医院里消失。

　　药店工作人员：罗红霉素现在没货。

　　记者：罗红霉素有吗？

　　药店工作人员：没有。

　　罗红霉素作为治疗呼吸道感染的常用药，因其副作用较小，价格低廉，倍受老百姓喜爱。今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调低162种药品零售价格后，罗红霉素片剂和胶囊从原来的10多块钱调低为7.8元和7.1元，可老百姓还没来得及尝到降价的实惠，很多家药店就已经断货了。

　　药店工作人员：一调价了，调太低，厂家不给你做。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罗红霉素、阿洛西林、土霉素、四环素、诺氟沙星等十几种常用药也都处于缺货状态。不少市民反映，作为终端的药店，往往在一些常用药降价后转而经营价格更高的替代药物，致使老百姓买不到便宜药。

　　秦国良(药房网零售事业部副总经理)：当终端把价格降下来之后，整个市场的游戏规则并没有改变，最终会把这个要求提给生产企业，生产企业就生产不了了，只能不生产了，你卖也卖不了。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廉价的罗红霉素虽然在药店难觅踪影，但是医院却在销售高价的罗红霉素。

　　北京某医院医生：给你两盒，47.5元。

　　记者：这么贵，药店里买那种才几块钱。

　　北京某医院医生：那我不知道。

　　李天雷(本台记者)：我手上的这两盒罗红素从规格到成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出身的不同，造成了同一种药近三倍的价差。而这是由于我国实行了药品定价的双重机制，23.5元的罗红霉素是进口合资药可以单独定价，而7块钱的罗红霉素则是国产药，由国家统一定价。

　　降低药物价格意在惠民，但却出现了一些高价药挤走廉价药的现象。对此，医院认为是利润薄，厂家不愿意生产；而厂家则又说是医院出于考虑不卖廉价卖。莫衷一是的背景下，所有的人都在期待，早日让药品回归到好不好看疗效。

　　主持人：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因为现在似乎形成了一个非常矛盾，并且对冲的复杂困境当中。一方面，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药价越便宜越好，可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掌握好很好的分寸，并且毕竟现在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如果价格始终压得非常低，让人没有利润空间，人家当然没有热情生产，你不能指望所有的企业都叫“雷锋药厂”。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关键时刻救命的时候又缺乏重要的援手，显然要从多个方面去解决。比如，政府不能只出台政策，还要在政策里头有非常实惠的东西，减免税负，并且掏一定的钱进行补贴，保证人家一定的利润空间，这是从政府的角度。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它可以让利，但是不能没利，如果要没利的话，企业为什么要经营？第三，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又不能一味地只是说，十几年永远不要变，只要价格稍微有点上调就不能接受。想想这十几年，我们整个通货膨胀，或者物价的水平上涨到什么样的地步了，可是这个救命药一分钱没涨过，您觉得合理吗？非得是这三个方面合在一起，才有可能解决这样的一种困境。

　　接下来再听听专家会怎么说。

　　刘国恩(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当我们大众对这个产品需求极高的时候，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两个途径。第一，我们引入越来越多的，给市场开放更多条件，引入新的产品，来逐渐给百姓增加选择的条件，使得它依赖这个产品的程度越来越小，也就是说总的需求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与此同时，应该给这些企业更好的条件，让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生产这个产品，促进这个供应，只有在供应得到促进，需求得到一定程度抑制的时候，你才能够缩小这个供需缺口。

　　主持人：有很多的评论人也在关注这样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时事评论员李千帆说，廉价药成了“奢侈品”，这主要源于当前药品供销的“瘸腿”现象，常用廉价药缺乏制度保障，企业没有动力生产，一些药品虽然临床用量少，可是收益高，企业基于利益追求“厚此薄彼”，十分正常。所以，政府应该担起调节责任，用“市场”与“制度”两条腿走路，设立专项资金，补贴廉价常用药的生产者，对那些价格虚高的药品课以重税，以平衡市场。

　　支招的现在的确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光支招是不行的，它必须得尽快通过政策和调节目的手把它变成一种行为，否则生命是等不及的。

　　最后还想说一番话，跟我们过去经历的好多事情一样，我们今天约很多政府部门采访的时候，人家都不愿意接受采访，一想也是对的，因为的确从现在的格局之下，这件事具体不归人家管。但是一个复杂和搞怪的现象是，最后集合在一起，现象却摆在这里，那么有关的部门是不是要考虑我们现在“多龙治水”的状况，是不是也需要这样的一种整合，让它们能连在一起，去为每一个人的命多多思考。

　　今天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