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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记者 赵洪杰实习生 刘琰琰 发自成都、重庆
上世纪90年代，四川成都金堂县高板镇职介所的所长张庭福一直为打工者服务，为跑全国的劳务市场，他每年坐火车的里程多达近20万公里。
10年后，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去年12月，金堂县劳动保障局驻粤就业社保服务站站长李兴清，陪同金堂县委、县政府领导，一起去看望在东莞的金堂籍务工人员。金堂县领导向每一位农民工发了一封以县委、县政府名义发出的信，热情地邀请在外务工人员回家乡创业就业。
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2004年民工荒背后是回流
2002年，全国的就业形势都很严峻，新增加劳动力的就业与失业人员的再就业相互交织。当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下发。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找工作更加艰难。
但在不经意间，2002年和2003年，内地经济早于人们的直觉出现了高速增长，并吸引了大量就业。
比如，在农民工输出大省四川，2003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达1389.8万人，其中省内转移的劳动力为727.4万人，占转移人数的52.3%。这些选择在本省务工的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曾经在沿海地区打过工的，现在，他们又回到四川。
2004年有一件大事。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高声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人大代表们掌声雷动——— 一个在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
加之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现，并稀释了中国的“人口红利”，2004年成为很多专家眼中农民工流动的“拐点”。
几年后，不惑之年的金堂人黄敏通过自己的奋斗，当上了厚街一家酒店的后勤部经理，他在招人时也明显感受到了这一变化。“我刚当经理时，酒店招聘100名服务员，每人10元钱的填表费，最后竟然收了几万块，你想想应聘的人有多少，但2004年之后，前来应聘的人越来越少。”
与此对比的是，内地很多城市出现了大量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南方日报记者查阅发现，2003年，河南信阳市有1万多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办厂经商；江西萍乡市外出打工回乡创业者有22884户，占全市个体私营企业总数的70%左右；而在湖北省谷城、通城等地也相继建成了“返乡创业一条街”。
“输出工程”变“回引工程”
2005年经历过“民工荒”后，珠三角及东部沿海开始了新一轮的涨工资，吸引了大量农民工继续净流出，但好景不长，到2006年，第二次大规模内流再次出现。
10年农民工流向表明，每当哪个地区焕发活力，劳动力就会加速流向哪里，像是一场拉锯战。20年前，农民工将东莞厚街和成都金堂县——— 两个遍地农地和丘陵、相距2000公里的农村——— 紧连起来，两地如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世纪以后，素有“打工第一县”的成都金堂也焕发出巨大的经济活力。每个乡镇都有创业街，县城里建起了工业园，2007年隆盛镇川富鞋厂开业，15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南下东莞厚街打工的肖春凤，因需要照顾小孩而返乡，由于有管理经验，她被鞋厂请了回去，之后的两年时间，鞋厂招收了100多名返乡的农民工。
在几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金堂县山丘面积占90%，人均耕地不足8分，农村人口74万，是成都市的农业人口大县。1985年11月，金堂县竹篙区区委书记沈有春等南下广东，为从未出过远门的60名农家子弟找到了岗位。第二年，金堂外出打工者增加到800名，每次出去都要放鞭炮。
至2003年，17.4万外出劳务人员比1985年增收7.52亿元。金堂县劳动保障局局长李玉明说，那个时候劳务输出始终是党委、政府最重要的议事日程，政府内部流传一句话，叫“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班子换，领导变，劳务开发工作不断线”。
但由于经济活力焕发，2005年李玉明和各乡镇劳动部门同事的工作内容，陡然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外输送变成了“回引工程”。
这10年里，中西部地区最具经济活力的还是距金堂县几百公里外的山城重庆。
人口接近3200万的重庆，曾经以“农民城”著称，总人口中至少有超过3/4的人口是农民，成为一个巨大的劳动力蓄水池。在重庆的人口中，目前大概有四成、约850万农民都外出打工，超过全市总人口1/4，但2006年以后，本地劳动力市场开始捉襟见肘。
重庆开县人易炳绪20年前在东莞一家电子厂从搬运工做起，技术员，再到组长，直到经理，1996年开始创业。前年，在广东当老板的他回到重庆市，最大的感慨是“不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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