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书法：毕 胜

南水北调中线源头——丹江口水库。

　　长江的最大支流是汉水，汉水的主要支流是丹江，清清丹江与浩浩汉水交汇的地方，便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丹江口。这里有一座当时亚洲最大的人工水库——丹江口水库（来水量汉水占90%，丹江占10%），水库始建于1958年，竣工于1973年。126万亩的辽阔水面躺在河南淅川与湖北丹江口之间，如同一面晶莹剔透的宝镜。这座水库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它的防洪、发电、灌溉等功能，而在于它是为几十年后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埋下的伏笔，这个工程就叫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谁埋下了这条伏笔？为什么要埋这么久？要用多大的力量才能开掘这条伏笔？带着这些疑问，我踏上了一次圣洁的寻根溯源的旅程。

　　渴，渴，渴！很多人却看不到

　　2011年5月18日，来自人民网的一则报道称，北京市水务局日前透露，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已从多年前的不足300立方米降至100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北京缺水形势异常严峻。

　　北京怎么会缺水呢？老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当年叫无定河，是说它经常泛滥成灾，康熙皇帝派大臣于成龙治水，为了驯服它，遂赐名永定河。可是如今，它的上游修建了267座水库，把一条完整的、流动的、有生命的河流拦截得肝肠寸断，流淌不息的永定河真的永定了——它已经断流30余年了。它的上游就是作家丁玲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桑干河，如今变成“太阳照在桑干河床上”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建的密云、官厅、怀柔、海子四大水库，总库容88亿立方米，曾经是烟波浩渺，一望无际，到2011年年初，北京地表水最大的水源地密云水库的蓄水量不到总库容的1／4，官厅水库的蓄水量只有总库容的4％。二三十年前，京郊农民打一眼井，5到10米就见水了，现如今，打100米、200米深都未必看得到水。

　　北京从什么时候开始缺水呢？1949年，北京人口约220万人，人均水资源量达1800立方米。可是随着人口激增，城市规模扩大，北京的用水需求远远超过了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导致北京变成了世界上缺水最严重的特大城市。加之，自1999年以来，北京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旱情最严重的干旱期，年均降水量比以前平均减少120毫米。如果人们再追问一句，为什么会出现持续干旱的天气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房地产过度扩张，水泥丛林和沥青马路疯狂逼近，使大片沼泽、水田、池塘、湿地近乎绝迹，城市失去了“地球之肾”，又如何能形成水蒸气，形成降雨？

　　北京缺多少水呢？据北京市水务局统计，北京每年需水量35亿立方米，可是目前的缺口是10亿多立方米。为解燃眉之急，近年来，北京市大量超采地下水，致使北京平原地区已经出现巨大的漏斗区。有不少水问题专家指出，很多地下水历经千百万年形成，其补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一般作为战备水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北京超采地下水，是在用水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的办法，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叫“饮鸩止渴”。

　　可是，很多北京市民丝毫感受不到潜伏在他们脚下的水危机。在北京城里的绝大多数家庭，打开水龙头，“哗哗哗”流淌的自来水，让人产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错觉；在许多单位的会议室，随处可见刚喝了几口的矿泉水瓶被弃置一边……在《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1）》发布会上，环保人士胡勘平指出，北京市每年人工造雪的用水量至少100万立方米，相当于北京市83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量总和。北京洗车业一年的耗水量是300万立方米，还有数不尽的足浴城、洗浴中心、高尔夫球场……　

　　伟人毛泽东的灵感闪现，竟预言了50年后的现实

　　有这样一位伟人，他虽然未曾料到首都会成为一个如此严重缺水的城市，但他基于北方干旱的现实，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提出了“南水北调”的伟大构想，他就是毛泽东。

　　那是1952年10月30日，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的陪同下，毛泽东登上河南郑州黄河边的邙山，俯瞰黄河。王化云向毛泽东汇报了他治黄的规划和设想，说准备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济西北、华北水源不足。

　　“好！这个主意好！”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的雄心不小啊！通天河那个地方猪八戒去过，他掉进去了。”

　　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略作沉吟，忽然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王化云立刻接口：“那就得看长江委是否同意了。”

　　毛泽东听后笑着说：“没想到你王化云还是个踢皮球的高手，一下把这个球踢给‘长江王’了。”毛泽东口中的“长江王”就是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

　　几个月后，1953年2月19日至22日，毛泽东乘“长江”舰从武汉到南京视察长江，在军舰上与林一山就长江治理、南水北调问题专门做了一次探讨。

　　毛泽东打开地图，用铅笔从长江上游的几个位置一一指下来，都得到了否定的回答。最后他指到汉江和均县，问：“这个地方行不行？”

　　林一山：“这里可能性最大，可能是最好的引水线路。”

　　毛泽东做了个果断的手势：“你立即组织勘察，一有眉目就给我写信。”

　　后来，毛泽东得知引汉北调的引水线路找到了，非常高兴。

　　1958年3月，中央批准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同年8月29日中央下发《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全国范围的较长远的水利规划，首先是以南水（主要是长江水系）北调为主要目的的即将江、淮、河、汉、海河各流域联系为统一的水利系统的规划……应即加速制订”。这是“南水北调”第一次见诸中央文件。

　　从1952年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的伟大构想，到2002年12月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时间整整跨越了半个世纪。谁也未曾料到，50年间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竟使诗人毛泽东当年的一个浪漫主义构想，变成了今天现实的选择——一个无可选择的选择。

　　京津冀一杯水，移民几滴泪

　　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南水北调工程吧。南水北调是怎样一个工程？它与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并称为我国本世纪初“四大工程”；不妨与三峡工程做个简单的对比：三峡工程总投资1500亿元，南水北调的东中线一期工程总投资2546亿元；三峡工程在18年内完成移民安置139万人，南水北调工程要移民34.5万人，其中要在2年内基本完成32万人的搬迁安置任务。

　　南水北调工程分东线、中线、西线三条调水线路，这三条线路将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相互连接，构成中部地区水资源“四横三纵”的总体格局。撇开尚在论证中的西线工程不提，只看东、中线：东线工程从扬州江都抽引长江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的河道逐级提水北送，一路向北输水到天津，另一路向东经济南输水到烟台、威海。中线工程从加坝扩容后的丹江口水库陶岔渠首闸引水，经河南、河北，到达北京、天津。第一期工程年调水量95亿立方米，其中河南省37.7亿立方米，河北省34.7亿立方米，北京市12.4亿立方米，天津市10.2亿立方米。输水干线全长1432公里，一期工程投资2013亿元。如果说东线工程的主要压力在于治污，那么中线工程的主要难题在于移民。

　　中线工程的起点是丹江口水库，终点是北京颐和园的团城湖，为了保证水流通畅，需要把丹江口大坝加高，由原来的162米增加到176.6米，正常蓄水位由157米抬高至170米（与团城湖形成98.8米水头差），蓄水量达到290亿立方米，水域面积扩至1050平方公里，由此造成大量农田、房屋被淹，34.5万人成为新移民，其中河南16.4万人，湖北18.1万人。2008年10月31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建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研究确定了最新建设目标：中线一期工程2013年主体工程完工，2014年汛后通水。这就意味着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必须集中在2010、2011年完成，其中2011年要完成近19万人的搬迁安置，这在世界水利移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正是在这样一个施工和移民的高峰期，在实现如期通水的关键期，我们沿中线从郑州一路南下，开始了溯源之旅。我们来到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薛店镇的观沟移民新村，它是从淅川县金河镇整体搬迁过来的。村口悬挂着一副长长的对联：“舍小家顾大家为万家同分国忧泽后世；别旧居建新居迁福居共颂党恩唱和谐。”那整齐的街道，漂亮的教学楼，洋气的居民楼，宽敞的文化广场，让城里人看了，也心生羡慕。

　　村里还有一个近200平方米的超市，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超市的旁边是一块荫凉地，不少老乡聚在那儿休息。我们围拢上去，七嘴八舌地问开了。

　　“你们是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去年8月份。”

　　“你们觉得是现在的生活好还是原来的生活好？”

　　“原来的生活好。”回答出乎意料。

　　“为什么？”

　　“原来我们住山区，山把风挡住了，这里风大。”

　　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理由。

　　“老家的房子没这好吧？”

　　“那是政府不让盖，让盖的话，我们也能盖起两三层楼。在老家，我们房前有地，山上有橘子，水里能养鱼，这样不收那样收；搬到平原，人均1亩多地，只有靠外出打工挣钱了。”

　　“可是山里交通不方便，也没有这么好的学校吧？”

　　“那倒是。”

　　我直言不讳地问一个中年汉子：“你当初为什么同意搬？”

　　他抬手指了指村口的对联：“舍小家顾大家嘛，南水北调是国家需要，政府让搬就搬嘛。”

　　在接下来的日子，随着采访的深入，我越来越能体会移民对家园的眷恋。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我的脑海中还原出这样一组真切感人的历史镜头：

　　——明天就要搬迁了，老罗带着他的孩子，到山上给父亲上坟。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他知道父亲在世，也一定会带头签订搬迁协议的。罗家的祖坟在172米的淹没线以下，这就意味着南水北调通水后，他家的房屋、土地全淹，连祖坟也看不到了。那时候老罗回来，哪里还有一点家的影子？想到这些，他的心里很恓惶。他带着儿孙辈给父亲磕完头、烧完纸，从篮子里拿出一把小铲子，在父亲的坟上取了一些土用纸包好，装了好几袋，放进篮子里。他听老人讲过，到了外地，拿故乡的土冲水喝，可以治水土不服。他倒不担心水土不服，在他眼里，这几包土就是他对于故乡最后的念想了。

　　村子里，包村的干部正在帮村民们装车，一位88岁的老大爷叮嘱装车的人：“小心点，小心点，这是我的寿材，可别碰坏了。”

　　干部们知道，那边是平原，不兴土葬，这寿材根本用不上，可是他们不忍伤老人家的心，就说：“您老放心吧，磕了电视我们赔得起，磕坏这寿材我们可赔不起。”

　　有记者问老大爷：“您知道为什么搞南水北调吗？”

　　“我知道，北京人渴。”

　　“您干吗扛着棺材搬家啊？”

　　老人长叹一声：“唉，我都这把岁数了，今晚把鞋脱了，不知明天还能不能穿上。”

　　“那您心里情愿吗？”

　　老人说：“不能因为咱不搬，渴着北京人吧？”

　　——一位92岁的老奶奶，静静地坐在帐篷边，看别人拆自家的房子。当绳子拉倒山墙的一刹那，老人失声痛哭：“这是我一砖一砖垒起来的房子啊，我这一辈子都挪过四回了，水撵得我们到处跑，老了老了，还要我搬到许昌。”儿子在一旁劝慰：“坐汽车，不远。”“我担心自己这把老骨头在路上给颠散了。”儿子怕她听不见，大声嚷：“你担心什么，有救护车跟着呢。”过了一会儿，老奶奶好像想明白了，说：“咳，也不差这一回了。”

　　第二天凌晨3点，村里的姑娘媳妇们早早起床，来到河里洗澡。这么秀美的青山，这么清澈的河水，她们以后再也洗不成了。她们不恋那破旧的土坯房，不恋田里的庄稼，她们是舍不得这山、这水。

　　5点，群众从家里出来，上了20多台车。有一个童稚的声音在喊：“灰灰，你怎么又跑了？快点上来。”

　　——一条小狗站在车下，哀怨地盯着喊话的小男孩，一动不动。有人帮忙把狗装进货车上的大铁笼内，不一会儿，它又跳出来，跑到客车后，冲着自己的小主人狂吠。小男孩回头发现了它，看到它的脸上竟有两行明亮的泪痕。接连有两三个人把它装上车它都不走，最后，一位警察找来一根绳子，把它拴在货车的铁栏杆上，才把它带走。

　　高音喇叭里彭丽媛《父老乡亲》的歌声响起，车队启动，车上车下哭成一片。

　　人们常说：亲情难舍，故土难离，难在哪？难在“家”不是一个物质的概念，它不只是一幢房子，甚至不只是父母；它更是一种精神的皈依，一种灵魂的寄托。为什么中国的春运令世界震惊？因为人们要回家过年。家是根，是永远走不出的牵挂。中国人安土重迁，“宁要故乡一撮土，不要外地万两金”，“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不像吉普赛人，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不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从来没有籍贯一说。

　　可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南水北调，为了一泓清水送京津冀，水源地的30多万百姓抛家舍业，搬迁到十几公里、几十公里甚至几百公里之外的异乡，他们的物质生活可能比以前好很多，可是他们失去了精神的故乡，他们割断了绵延数千年并早已渗入其骨髓的亲情、文化和风俗习惯的脐带，这种痛苦有谁能够理解？三年之后，当丹江口大坝的清水流到北京团城湖，在每一个家庭的水龙头里欢畅流淌的时候，有谁知道北京人所喝的每一杯水里，是溶进了移民几滴泪的？！

　　一切为了移民，为了一切移民

　　移民工作被称为世界难题，难在它移的不是一个个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今天这样一个以人为本的时代，单纯靠行政命令或者群众的思想觉悟来做移民工作，已经行不通了。那么靠什么？除了靠公平、透明的移民政策，靠实惠、合理的移民补偿资金之外，还要靠移民干部做大量苦口婆心、细致入微的疏导工作。很多事情，说在嘴上容易，一旦进入现实的操作层面，往往困难丛生。提起一年多以前发生在西岭村的那一幕，南阳市副市长、市移民安置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崔军至今记忆犹新。

　　西岭村是第二批移民中搬迁人口最多的建制村，涉及3100人。这里土壤肥沃，用老百姓的话说，“踩一脚都能出油”；交通便利，县级公路穿村而过。按照移民统筹规划，西岭村将迁往相邻的邓州市高集乡。一些村民前去查看，回来说那里简直是“鳖都不下蛋的鬼地方”。消息一传开，村里炸开了锅，一时群情激愤。

　　2010年4月20日，大雨。大石桥乡政府的院子里突然来了三四百名西岭村的村民，他们打着横幅“宁在西岭死，不去邓州活”，高呼口号，把乡党委书记罗建伟、乡长向晓丽围堵在雨地里，讨要说法。人潮不断向前涌来，有几个妇女趁机跪到地上抱住向晓丽的腿，后面立刻有人起哄：“乡长打人了！”这一喊不要紧，无数的拳脚向她袭来。这两个乡干部始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面带微笑，耐心地给群众讲解国家的移民政策，并表示会尽最大努力向上级反映他们的问题。他俩在雨里淋了好几个小时，喉咙都说哑了，群众还是不依不饶，最后见天快黑了才渐渐散去。

　　第二天，更大规模的群众围堵乡政府，并继续堵塞县级公路。

　　崔军闻讯，立即带淅川县有关领导赶赴现场。当他出现在乡政府二楼过道，向群众高声喊话的时候，群情激愤的现场稍稍安静了些。出任副市长之前，他在淅川做县长、县委书记八年，和这里的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很多百姓都认得他。

　　人群中有人嚷：“邓州的点改不改？”

　　崔军回答：“移民安置是有统筹规划的，邓州的点改不了，”此话一出，有人起哄，引发现场一阵骚乱，他的声音迅速被群众的呼声打断。他伸开双手，做了个按压的动作，等群众静下来，继续讲：“如果大家觉得那边的土地不够多，房子建得不达标，这说明我的工作做得不好，你们可以骂我，我呢，会出面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保证安排到一个你们满意的地方；如果大家因拒绝搬迁而继续堵路，那就触及法律了。我相信西岭村的群众不会为南水北调拖后腿！”接下来，他请移民代表到会议室对话，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同意对安置方案做出微调。

　　几天后，他与邓州市领导会商，将西岭村的安置点由原来的一个乡调整为三个乡镇四个安置点，从而保证了优质土地的面积，西岭村全体村民愉快地签订了搬迁确认书。

　　我是从一件小事上认识崔军的。他说最让他难以忍受的就是送移民离开家园的场面，每送一次，他的心就被揪一次。每当拉着移民的客车从他面前“呼”一声驶过的时候，他的心里也跟着忽悠一下。看到移民们忧戚的面孔，他的泪刷一下就流出来了，他知道很多移民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个别这边有亲戚的可能还会回来探亲，可是，他们的家园永远消失了。他说新形势下，群众的诉求越来越多元化，除了极个别人在煽风点火，寻衅滋事，绝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他们的诉求也是正当的，我们的干部必须习惯于在挑剔的环境中工作。他对很多移民干部讲，移民搬迁任务完成后，他最想做的事情不是喝酒庆功，不是外出散心，而是找个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就冲这句话，我相信他对移民的感情是真挚的。

　　在淅川，我们见到了县长马良泉。按移民数量，河南淅川绝对是第一大县，移民16.4万人，接下来是湖北丹江口市，9.4万人，郧县7万人。原以为移民大县的县长天天面对这“天下第一难”的难题，一定是一脑门子官司，可是马良泉不仅年轻，而且满脸喜兴。一见面，他就说：潘长江给我们的移民工作做大贡献了！听得我们一头雾水。他忙解释说，每次移民搬家之前的那个夜晚，为了安抚移民的伤感情绪，他们都会放一场潘长江的喜剧电影。群众一乐呵，第二天上车就痛快得多。我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位善于开展工作的干部。接下来他的讲述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自己是在2009年第一批移民试点时来淅川当县长的，此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移民工作。不懂就要问。他去拜访一位80多岁的老副县长，向他请教当年是怎样开展移民工作的。这位老领导说：“当时，一声令下，就走呗；不走，就批斗你。”访来问去，没有现成的移民模式可以借鉴，怎么办？创造！他特别喜欢看电视剧《亮剑》，连着看了三遍，佩服剧中的李云龙。他认为一个人不仅要有精神，还得有办法。“光有精神，没办法，那是蛮干。”他上任之后，在淅川县，利用一切形式，做好移民的宣传发动工作。比如，组织剧团进村唱戏，让群众在看戏的过程中了解移民政策；比如，在县电视台开设移民专栏，用身边人教育身边人，用身边事感动身边人，使很多矛盾在宣传中得到化解；为了积极应对一些突发事件，他没有等、靠、要，而是从县直各单位抽调300名优秀干部组成应急大队；为移民算经济账，好家具带上，一般家具处理掉，既节省了移民的搬家成本，又减轻了车队的搬迁压力。

　　在豫、鄂两省采访的日子里，我们听到描述移民干部工作状态最多的词就是：“5+2”、“白加黑”、“夜总会”。“5+2”是说一周七天都在工作；“白加黑”除了指没日没夜地工作之外，他们还赋予它另外的意思：移民干部的头发白了，脸却晒黑了。“夜总会”是说夜里总是开会。移民工作是相当具体而琐碎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为调出1亩耕地，就要滚动调15亩才能划出来。单是南阳市，就涉及200万亩以上，上百个村。每动一次地，等于脱一层皮。本来农村的土地资源就非常紧张，却要安置地的农民让出好地给移民，这得做多少苦口婆心的协调工作！还有对接难、建房难、搬迁难、发展难、融入难、稳定难等一系列难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南阳市移民局局长王玉献几年来连续加班加点，不仅晒黑了脸，而且耳朵肿了，嗓子哑了，经常带病工作。淅川县移民局局长冀建成有严重糖尿病，脚上一按一个坑，每天要注射两次胰岛素，因为做移民工作没个准点，他的车里备了很多点心，血糖一低，就赶紧吃两口。据郧县县长胡玖明介绍，他们印发的各种移民搬迁方案和资料摞起来足足有9米多高。据统计，迄今为止，已有11名优秀共产党员病死、累死在移民工作岗位上，他们中有淅川县直机关党委副书记马有志，在赶往驻村途中，突发脑溢血病逝，53岁；有均县镇党委副书记刘峙清，在赴丹江口市移民局报送移民材料时因病去世，年仅42岁；有丹江口市均县镇怀家沟村党支部书记程时华，52岁，身患贲门癌，仍带头做村民工作；有武当山特区马家岗村村委会文书马里学，在填写移民户合同时，感觉身体不适，被急送医院抢救无效而去世，他的生命同样在52岁戛然而止……

　　为什么移民干部会有如此巨大的工作热情和如此无私的牺牲精神？我拿这个问题向丹江口市市长曾文华发问。他说了两个字：担当。从各单位抽调的移民干部，都是些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老同志，大多已届退休年龄，很难有提拔的机会了，他们之所以报名进村驻户，去做这份出力不讨好的工作，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出于一种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南水北调是千载难逢的历史事件，这是别人抢都抢不来的工作，他们把握住了，他们可以自豪地向世人宣布：我们正在创造历史，我们正在创造奇迹！我们在为南水北调工程奠基！因为担当，48岁的丹江口市化医协会主任周晓英积极报名，成为一名包村干部，并出任巾帼移民工作突击队队长。翻开她的《党员干部移民工作日志》，我看到了印刷体的入党誓词和党的章程，也看到了她亲笔书写的一行行、一页页工作流程和心得体会，我记下了她编创的这样一句励志警言：“旗帜在库区中飘扬，党徽在移民中闪光！”因为担当，移民干部成了群众的出气筒，连他们的家属都说：“你们的活不是人干的，是要命的！”可是为了能让移民 “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他们还要像一台台机器一样，超负荷地运转下去……

　　的确，他们正在创造历史，他们正在创造奇迹！淅川县一位移民干部听日本大分县前知事介绍说，他们那里修建一个用于灌溉的水利项目，为了搬迁260户，前后用了11年。他向日本朋友介绍了淅川的移民成果，这名知事感到非常震惊，连竖大拇指：“淅川伟大，中国骄傲！”此言并非虚誉。新时期南水北调的移民，不仅可以住上再过20年都不会过时的房子，而且每人可以分得水田1.05亩或旱地1.4亩，国家按人均1200元的标准对移民过渡期生活给予补助，后期扶持每人每年600元，连续20年，如此等等，你该知道，南水北调的移民安置工作绝对称得上人性化移民、和谐移民！

　　请记住这些建设者们

　　“南水北调看中线，中线工程看穿黄。”“穿黄”就是“穿越黄河”的意思。如期通水以后，丹江和汉江的水从陶岔渠首闸奔涌而出，一路北上，到达郑州西北30公里的李村时，便与母亲河黄河相遇了。这两条伟大的江河在这里将怎样握手？这是一个令世人好奇的课题。水利专家们为我们设计了一个优雅的十字立交——汉江水从黄河底部穿越，江水不犯河水。穿黄隧洞共两条，每条隧洞总长4250米，其中过黄河段3450米，邙山隧洞段长800米，这两条隧洞在黄河底部最大埋深35米，最小埋深23米，单洞直径7米。这个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最具技术难度的“咽喉工程”，也是国内最大的穿越大江大河的工程。

　　要在黄河河床下二三十米的地方挖掘出两条这么长、这么粗的隧洞，谈何容易！谁都知道黄河喜怒无常，万一凿洞时发生渗水、坍塌，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咱们国家有经济实力了，从德国花1亿多元请来了一个大块头——盾构机，通俗点说，就是地下作业的挖掘机，重1600吨，100多米长， 9米高，看上去像一列小火车，专家们则把它形象地比喻成“剃须刀”：盾构机的前面有一个刀盘，刀盘上有140多把刀片，刀盘旋转起来，将施工面的泥土刮出，通过专用的传输带，直接送出隧洞。

　　可惜我们没有看到盾构机作业时的壮观场面，穿黄的两条隧洞已经分别于去年的6月22日和9月27日贯通了，我们分享的是它的成果。先乘直梯下到48.5米深的竖井，一抬头，就是隧洞的洞口了。和走在地铁里的感觉一样，不过这个隧洞更开阔；因为缺少光亮，它显得无比幽深。试着往里走了一段路，想到自己头顶二三十米处就是黄河，一种敬畏感油然而生。

　　这是一次多么伟大的穿越！它创造了中国水利史上的多项新纪录：第一次采用大直径隧洞穿越黄河；第一次采用泥水平衡加压盾构进行施工；国内水利工程最深的盾构始发；第一次采用隧洞双层衬砌的结构型式；国内最深的竖井地连墙深度和厚度……

　　尤其让人惊奇的是穿黄项目部的员工，绝大多数都是“70后”、“80后”的年轻人，穿黄隧洞下游线标项目部经理陈建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位1972年出生，毕业于上海铁道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别看年纪不大，却已在广州地铁、南京地铁、上海轨道交通、西气东输等建设工地挥洒过青春和热血。在穿黄工程中，他带领项目部工程技术人员，在没有施工技术资料可以借鉴的情况下，边施工边研发，先后攻克了地下连续墙、高压旋喷土体加固等一系列技术难关，相邻标段用了四个多月时间，而他们只用了45天，不仅提高了工效，而且大大节约了成本。

　　还有许多建设者隐于幕后，默默无闻。据长江勘测规划设计院穿黄工程设计总工程师符志远介绍说，虽然穿黄工程的工期只有5年，但事实上，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们就和黄河规划设计院的专家，开始研究长江水穿越黄河的课题。为摸清中线地质条件，他们派出大批勘测队员，深入险滩潮头，累计钻探进尺达30万米，室内试验约6万组，现场试验近万次。单是穿黄工程，他们就设计了40多个方案，从技术上不断否定自我，终于遴选出最优方案。

　　像南水北调这样浩大的工程，到底需要多少工程师、机械师、管道工、电焊工、卡车司机、农民工……我们不得而知，甚至连项目部经理都未必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但穿行在北中国的那条美丽的玉带会记住他们，记住这些埋头苦干的人、这些拼命硬干的人，他们以一个群体的形象照亮“正史”，站立成一排排“中国的脊梁”！

　　饮水思源，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南水北调之行，让我看到库区移民的奉献与牺牲，感受到移民干部的艰辛与付出，领略到工程的恢弘与纷繁，了解了建设者们的平凡与伟大。我担心清澈的汉江水流到北京之时，它的轻盈、它的欢唱会淹没曾经的泪水与汗水，那时的欢庆锣鼓会掩盖不少悲情的诉说，所以写下这些文字，只为了告诉人们，你每天喝到的水来之不易，它的背后原是有许多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故事的，或沉重，或辛酸，或温馨，或崇高。

　　我想起我的同行、河南日报“移民记者”赵川让我捎的话：你能不能告诉北京人，以后刷牙的时候用半缸水，用洗脚水或中水冲马桶？ 　　

　　不久前，读到这样一则报道：中国有600多个城市，其中400多个城市缺水，110个城市严重缺水。于是有了这样的疑问：解决大城市的水资源危机，除了开源节流外，我们是否要反省一下我们的经济发展思路？超大城市是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城市化和城镇化哪条路更适合我们？房地产狂飙突进，赶农民上楼，是不是操作得太急了点？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从今天开始，要用半缸水刷牙，要把喝剩的矿泉水带走，要善待水敬畏水珍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