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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进行时(报告文学)(党旗礼赞)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13日 06:03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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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书法:毕 胜

南水北调中线源头——丹江口水库。

  长江的最大支流是汉水,汉水的主要支流是丹江,清清丹江与浩浩汉水交汇的地方,便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丹江口。这里有一座当时亚洲最大的人工水库——丹江口水库(来水量汉水占90%,丹江占10%),水库始建于1958年,竣工于1973年。126万亩的辽阔水面躺在河南淅川与湖北丹江口之间,如同一面晶莹剔透的宝镜。这座水库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它的防洪、发电、灌溉等功能,而在于它是为几十年后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埋下的伏笔,这个工程就叫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谁埋下了这条伏笔?为什么要埋这么久?要用多大的力量才能开掘这条伏笔?带着这些疑问,我踏上了一次圣洁的寻根溯源的旅程。

  渴,渴,渴!很多人却看不到

  2011年5月18日,来自人民网的一则报道称,北京市水务局日前透露,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已从多年前的不足300立方米降至100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北京缺水形势异常严峻。

  北京怎么会缺水呢?老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当年叫无定河,是说它经常泛滥成灾,康熙皇帝派大臣于成龙治水,为了驯服它,遂赐名永定河。可是如今,它的上游修建了267座水库,把一条完整的、流动的、有生命的河流拦截得肝肠寸断,流淌不息的永定河真的永定了——它已经断流30余年了。它的上游就是作家丁玲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桑干河,如今变成“太阳照在桑干河床上”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建的密云、官厅、怀柔、海子四大水库,总库容88亿立方米,曾经是烟波浩渺,一望无际,到2011年年初,北京地表水最大的水源地密云水库的蓄水量不到总库容的1/4,官厅水库的蓄水量只有总库容的4%。二三十年前,京郊农民打一眼井,5到10米就见水了,现如今,打100米、200米深都未必看得到水。

  北京从什么时候开始缺水呢?1949年,北京人口约220万人,人均水资源量达1800立方米。可是随着人口激增,城市规模扩大,北京的用水需求远远超过了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导致北京变成了世界上缺水最严重的特大城市。加之,自1999年以来,北京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旱情最严重的干旱期,年均降水量比以前平均减少120毫米。如果人们再追问一句,为什么会出现持续干旱的天气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房地产过度扩张,水泥丛林和沥青马路疯狂逼近,使大片沼泽、水田、池塘、湿地近乎绝迹,城市失去了“地球之肾”,又如何能形成水蒸气,形成降雨?

  北京缺多少水呢?据北京市水务局统计,北京每年需水量35亿立方米,可是目前的缺口是10亿多立方米。为解燃眉之急,近年来,北京市大量超采地下水,致使北京平原地区已经出现巨大的漏斗区。有不少水问题专家指出,很多地下水历经千百万年形成,其补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一般作为战备水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北京超采地下水,是在用水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的办法,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叫“饮鸩止渴”。

  可是,很多北京市民丝毫感受不到潜伏在他们脚下的水危机。在北京城里的绝大多数家庭,打开水龙头,“哗哗哗”流淌的自来水,让人产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错觉;在许多单位的会议室,随处可见刚喝了几口的矿泉水瓶被弃置一边……在《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1)》发布会上,环保人士胡勘平指出,北京市每年人工造雪的用水量至少100万立方米,相当于北京市83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量总和。北京洗车业一年的耗水量是300万立方米,还有数不尽的足浴城、洗浴中心、高尔夫球场…… 

  伟人毛泽东的灵感闪现,竟预言了50年后的现实

  有这样一位伟人,他虽然未曾料到首都会成为一个如此严重缺水的城市,但他基于北方干旱的现实,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提出了“南水北调”的伟大构想,他就是毛泽东。

  那是1952年10月30日,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的陪同下,毛泽东登上河南郑州黄河边的邙山,俯瞰黄河。王化云向毛泽东汇报了他治黄的规划和设想,说准备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济西北、华北水源不足。

  “好!这个主意好!”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的雄心不小啊!通天河那个地方猪八戒去过,他掉进去了。”

  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略作沉吟,忽然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王化云立刻接口:“那就得看长江委是否同意了。”

  毛泽东听后笑着说:“没想到你王化云还是个踢皮球的高手,一下把这个球踢给‘长江王’了。”毛泽东口中的“长江王”就是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

  几个月后,1953年2月19日至22日,毛泽东乘“长江”舰从武汉到南京视察长江,在军舰上与林一山就长江治理、南水北调问题专门做了一次探讨。

  毛泽东打开地图,用铅笔从长江上游的几个位置一一指下来,都得到了否定的回答。最后他指到汉江和均县,问:“这个地方行不行?”

  林一山:“这里可能性最大,可能是最好的引水线路。”

  毛泽东做了个果断的手势:“你立即组织勘察,一有眉目就给我写信。”

  后来,毛泽东得知引汉北调的引水线路找到了,非常高兴。

  1958年3月,中央批准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同年8月29日中央下发《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全国范围的较长远的水利规划,首先是以南水(主要是长江水系)北调为主要目的的即将江、淮、河、汉、海河各流域联系为统一的水利系统的规划……应即加速制订”。这是“南水北调”第一次见诸中央文件。

  从1952年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的伟大构想,到2002年12月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时间整整跨越了半个世纪。谁也未曾料到,50年间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竟使诗人毛泽东当年的一个浪漫主义构想,变成了今天现实的选择——一个无可选择的选择。

  京津冀一杯水,移民几滴泪

  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南水北调工程吧。南水北调是怎样一个工程?它与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并称为我国本世纪初“四大工程”;不妨与三峡工程做个简单的对比:三峡工程总投资1500亿元,南水北调的东中线一期工程总投资2546亿元;三峡工程在18年内完成移民安置139万人,南水北调工程要移民34.5万人,其中要在2年内基本完成32万人的搬迁安置任务。

  南水北调工程分东线、中线、西线三条调水线路,这三条线路将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相互连接,构成中部地区水资源“四横三纵”的总体格局。撇开尚在论证中的西线工程不提,只看东、中线:东线工程从扬州江都抽引长江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的河道逐级提水北送,一路向北输水到天津,另一路向东经济南输水到烟台、威海。中线工程从加坝扩容后的丹江口水库陶岔渠首闸引水,经河南、河北,到达北京、天津。第一期工程年调水量95亿立方米,其中河南省37.7亿立方米,河北省34.7亿立方米,北京市12.4亿立方米,天津市10.2亿立方米。输水干线全长1432公里,一期工程投资2013亿元。如果说东线工程的主要压力在于治污,那么中线工程的主要难题在于移民。

  中线工程的起点是丹江口水库,终点是北京颐和园的团城湖,为了保证水流通畅,需要把丹江口大坝加高,由原来的162米增加到176.6米,正常蓄水位由157米抬高至170米(与团城湖形成98.8米水头差),蓄水量达到290亿立方米,水域面积扩至1050平方公里,由此造成大量农田、房屋被淹,34.5万人成为新移民,其中河南16.4万人,湖北18.1万人。2008年10月31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建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研究确定了最新建设目标:中线一期工程2013年主体工程完工,2014年汛后通水。这就意味着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必须集中在2010、2011年完成,其中2011年要完成近19万人的搬迁安置,这在世界水利移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正是在这样一个施工和移民的高峰期,在实现如期通水的关键期,我们沿中线从郑州一路南下,开始了溯源之旅。我们来到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薛店镇的观沟移民新村,它是从淅川县金河镇整体搬迁过来的。村口悬挂着一副长长的对联:“舍小家顾大家为万家同分国忧泽后世;别旧居建新居迁福居共颂党恩唱和谐。”那整齐的街道,漂亮的教学楼,洋气的居民楼,宽敞的文化广场,让城里人看了,也心生羡慕。

  村里还有一个近200平方米的超市,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超市的旁边是一块荫凉地,不少老乡聚在那儿休息。我们围拢上去,七嘴八舌地问开了。

  “你们是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去年8月份。”

  “你们觉得是现在的生活好还是原来的生活好?”

  “原来的生活好。”回答出乎意料。

  “为什么?”

  “原来我们住山区,山把风挡住了,这里风大。”

  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理由。

  “老家的房子没这好吧?”

  “那是政府不让盖,让盖的话,我们也能盖起两三层楼。在老家,我们房前有地,山上有橘子,水里能养鱼,这样不收那样收;搬到平原,人均1亩多地,只有靠外出打工挣钱了。”

  “可是山里交通不方便,也没有这么好的学校吧?”

  “那倒是。”

  我直言不讳地问一个中年汉子:“你当初为什么同意搬?”

  他抬手指了指村口的对联:“舍小家顾大家嘛,南水北调是国家需要,政府让搬就搬嘛。”

  在接下来的日子,随着采访的深入,我越来越能体会移民对家园的眷恋。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我的脑海中还原出这样一组真切感人的历史镜头:

  ——明天就要搬迁了,老罗带着他的孩子,到山上给父亲上坟。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他知道父亲在世,也一定会带头签订搬迁协议的。罗家的祖坟在172米的淹没线以下,这就意味着南水北调通水后,他家的房屋、土地全淹,连祖坟也看不到了。那时候老罗回来,哪里还有一点家的影子?想到这些,他的心里很恓惶。他带着儿孙辈给父亲磕完头、烧完纸,从篮子里拿出一把小铲子,在父亲的坟上取了一些土用纸包好,装了好几袋,放进篮子里。他听老人讲过,到了外地,拿故乡的土冲水喝,可以治水土不服。他倒不担心水土不服,在他眼里,这几包土就是他对于故乡最后的念想了。

  村子里,包村的干部正在帮村民们装车,一位88岁的老大爷叮嘱装车的人:“小心点,小心点,这是我的寿材,可别碰坏了。”

  干部们知道,那边是平原,不兴土葬,这寿材根本用不上,可是他们不忍伤老人家的心,就说:“您老放心吧,磕了电视我们赔得起,磕坏这寿材我们可赔不起。”

  有记者问老大爷:“您知道为什么搞南水北调吗?”

  “我知道,北京人渴。”

  “您干吗扛着棺材搬家啊?”

  老人长叹一声:“唉,我都这把岁数了,今晚把鞋脱了,不知明天还能不能穿上。”

  “那您心里情愿吗?”

  老人说:“不能因为咱不搬,渴着北京人吧?”

  ——一位92岁的老奶奶,静静地坐在帐篷边,看别人拆自家的房子。当绳子拉倒山墙的一刹那,老人失声痛哭:“这是我一砖一砖垒起来的房子啊,我这一辈子都挪过四回了,水撵得我们到处跑,老了老了,还要我搬到许昌。”儿子在一旁劝慰:“坐汽车,不远。”“我担心自己这把老骨头在路上给颠散了。”儿子怕她听不见,大声嚷:“你担心什么,有救护车跟着呢。”过了一会儿,老奶奶好像想明白了,说:“咳,也不差这一回了。”

  第二天凌晨3点,村里的姑娘媳妇们早早起床,来到河里洗澡。这么秀美的青山,这么清澈的河水,她们以后再也洗不成了。她们不恋那破旧的土坯房,不恋田里的庄稼,她们是舍不得这山、这水。

  5点,群众从家里出来,上了20多台车。有一个童稚的声音在喊:“灰灰,你怎么又跑了?快点上来。”

  ——一条小狗站在车下,哀怨地盯着喊话的小男孩,一动不动。有人帮忙把狗装进货车上的大铁笼内,不一会儿,它又跳出来,跑到客车后,冲着自己的小主人狂吠。小男孩回头发现了它,看到它的脸上竟有两行明亮的泪痕。接连有两三个人把它装上车它都不走,最后,一位警察找来一根绳子,把它拴在货车的铁栏杆上,才把它带走。

  高音喇叭里彭丽媛《父老乡亲》的歌声响起,车队启动,车上车下哭成一片。

  人们常说:亲情难舍,故土难离,难在哪?难在“家”不是一个物质的概念,它不只是一幢房子,甚至不只是父母;它更是一种精神的皈依,一种灵魂的寄托。为什么中国的春运令世界震惊?因为人们要回家过年。家是根,是永远走不出的牵挂。中国人安土重迁,“宁要故乡一撮土,不要外地万两金”,“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不像吉普赛人,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不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从来没有籍贯一说。

  可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南水北调,为了一泓清水送京津冀,水源地的30多万百姓抛家舍业,搬迁到十几公里、几十公里甚至几百公里之外的异乡,他们的物质生活可能比以前好很多,可是他们失去了精神的故乡,他们割断了绵延数千年并早已渗入其骨髓的亲情、文化和风俗习惯的脐带,这种痛苦有谁能够理解?三年之后,当丹江口大坝的清水流到北京团城湖,在每一个家庭的水龙头里欢畅流淌的时候,有谁知道北京人所喝的每一杯水里,是溶进了移民几滴泪的?!

  一切为了移民,为了一切移民

  移民工作被称为世界难题,难在它移的不是一个个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今天这样一个以人为本的时代,单纯靠行政命令或者群众的思想觉悟来做移民工作,已经行不通了。那么靠什么?除了靠公平、透明的移民政策,靠实惠、合理的移民补偿资金之外,还要靠移民干部做大量苦口婆心、细致入微的疏导工作。很多事情,说在嘴上容易,一旦进入现实的操作层面,往往困难丛生。提起一年多以前发生在西岭村的那一幕,南阳市副市长、市移民安置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崔军至今记忆犹新。

  西岭村是第二批移民中搬迁人口最多的建制村,涉及3100人。这里土壤肥沃,用老百姓的话说,“踩一脚都能出油”;交通便利,县级公路穿村而过。按照移民统筹规划,西岭村将迁往相邻的邓州市高集乡。一些村民前去查看,回来说那里简直是“鳖都不下蛋的鬼地方”。消息一传开,村里炸开了锅,一时群情激愤。

  2010年4月20日,大雨。大石桥乡政府的院子里突然来了三四百名西岭村的村民,他们打着横幅“宁在西岭死,不去邓州活”,高呼口号,把乡党委书记罗建伟、乡长向晓丽围堵在雨地里,讨要说法。人潮不断向前涌来,有几个妇女趁机跪到地上抱住向晓丽的腿,后面立刻有人起哄:“乡长打人了!”这一喊不要紧,无数的拳脚向她袭来。这两个乡干部始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面带微笑,耐心地给群众讲解国家的移民政策,并表示会尽最大努力向上级反映他们的问题。他俩在雨里淋了好几个小时,喉咙都说哑了,群众还是不依不饶,最后见天快黑了才渐渐散去。

  第二天,更大规模的群众围堵乡政府,并继续堵塞县级公路。

  崔军闻讯,立即带淅川县有关领导赶赴现场。当他出现在乡政府二楼过道,向群众高声喊话的时候,群情激愤的现场稍稍安静了些。出任副市长之前,他在淅川做县长、县委书记八年,和这里的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很多百姓都认得他。

  人群中有人嚷:“邓州的点改不改?”

  崔军回答:“移民安置是有统筹规划的,邓州的点改不了,”此话一出,有人起哄,引发现场一阵骚乱,他的声音迅速被群众的呼声打断。他伸开双手,做了个按压的动作,等群众静下来,继续讲:“如果大家觉得那边的土地不够多,房子建得不达标,这说明我的工作做得不好,你们可以骂我,我呢,会出面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保证安排到一个你们满意的地方;如果大家因拒绝搬迁而继续堵路,那就触及法律了。我相信西岭村的群众不会为南水北调拖后腿!”接下来,他请移民代表到会议室对话,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同意对安置方案做出微调。

  几天后,他与邓州市领导会商,将西岭村的安置点由原来的一个乡调整为三个乡镇四个安置点,从而保证了优质土地的面积,西岭村全体村民愉快地签订了搬迁确认书。

  我是从一件小事上认识崔军的。他说最让他难以忍受的就是送移民离开家园的场面,每送一次,他的心就被揪一次。每当拉着移民的客车从他面前“呼”一声驶过的时候,他的心里也跟着忽悠一下。看到移民们忧戚的面孔,他的泪刷一下就流出来了,他知道很多移民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个别这边有亲戚的可能还会回来探亲,可是,他们的家园永远消失了。他说新形势下,群众的诉求越来越多元化,除了极个别人在煽风点火,寻衅滋事,绝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他们的诉求也是正当的,我们的干部必须习惯于在挑剔的环境中工作。他对很多移民干部讲,移民搬迁任务完成后,他最想做的事情不是喝酒庆功,不是外出散心,而是找个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就冲这句话,我相信他对移民的感情是真挚的。

  在淅川,我们见到了县长马良泉。按移民数量,河南淅川绝对是第一大县,移民16.4万人,接下来是湖北丹江口市,9.4万人,郧县7万人。原以为移民大县的县长天天面对这“天下第一难”的难题,一定是一脑门子官司,可是马良泉不仅年轻,而且满脸喜兴。一见面,他就说:潘长江给我们的移民工作做大贡献了!听得我们一头雾水。他忙解释说,每次移民搬家之前的那个夜晚,为了安抚移民的伤感情绪,他们都会放一场潘长江的喜剧电影。群众一乐呵,第二天上车就痛快得多。我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位善于开展工作的干部。接下来他的讲述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自己是在2009年第一批移民试点时来淅川当县长的,此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移民工作。不懂就要问。他去拜访一位80多岁的老副县长,向他请教当年是怎样开展移民工作的。这位老领导说:“当时,一声令下,就走呗;不走,就批斗你。”访来问去,没有现成的移民模式可以借鉴,怎么办?创造!他特别喜欢看电视剧《亮剑》,连着看了三遍,佩服剧中的李云龙。他认为一个人不仅要有精神,还得有办法。“光有精神,没办法,那是蛮干。”他上任之后,在淅川县,利用一切形式,做好移民的宣传发动工作。比如,组织剧团进村唱戏,让群众在看戏的过程中了解移民政策;比如,在县电视台开设移民专栏,用身边人教育身边人,用身边事感动身边人,使很多矛盾在宣传中得到化解;为了积极应对一些突发事件,他没有等、靠、要,而是从县直各单位抽调300名优秀干部组成应急大队;为移民算经济账,好家具带上,一般家具处理掉,既节省了移民的搬家成本,又减轻了车队的搬迁压力。

  在豫、鄂两省采访的日子里,我们听到描述移民干部工作状态最多的词就是:“5+2”、“白加黑”、“夜总会”。“5+2”是说一周七天都在工作;“白加黑”除了指没日没夜地工作之外,他们还赋予它另外的意思:移民干部的头发白了,脸却晒黑了。“夜总会”是说夜里总是开会。移民工作是相当具体而琐碎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为调出1亩耕地,就要滚动调15亩才能划出来。单是南阳市,就涉及200万亩以上,上百个村。每动一次地,等于脱一层皮。本来农村的土地资源就非常紧张,却要安置地的农民让出好地给移民,这得做多少苦口婆心的协调工作!还有对接难、建房难、搬迁难、发展难、融入难、稳定难等一系列难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南阳市移民局局长王玉献几年来连续加班加点,不仅晒黑了脸,而且耳朵肿了,嗓子哑了,经常带病工作。淅川县移民局局长冀建成有严重糖尿病,脚上一按一个坑,每天要注射两次胰岛素,因为做移民工作没个准点,他的车里备了很多点心,血糖一低,就赶紧吃两口。据郧县县长胡玖明介绍,他们印发的各种移民搬迁方案和资料摞起来足足有9米多高。据统计,迄今为止,已有11名优秀共产党员病死、累死在移民工作岗位上,他们中有淅川县直机关党委副书记马有志,在赶往驻村途中,突发脑溢血病逝,53岁;有均县镇党委副书记刘峙清,在赴丹江口市移民局报送移民材料时因病去世,年仅42岁;有丹江口市均县镇怀家沟村党支部书记程时华,52岁,身患贲门癌,仍带头做村民工作;有武当山特区马家岗村村委会文书马里学,在填写移民户合同时,感觉身体不适,被急送医院抢救无效而去世,他的生命同样在52岁戛然而止……

  为什么移民干部会有如此巨大的工作热情和如此无私的牺牲精神?我拿这个问题向丹江口市市长曾文华发问。他说了两个字:担当。从各单位抽调的移民干部,都是些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老同志,大多已届退休年龄,很难有提拔的机会了,他们之所以报名进村驻户,去做这份出力不讨好的工作,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出于一种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南水北调是千载难逢的历史事件,这是别人抢都抢不来的工作,他们把握住了,他们可以自豪地向世人宣布:我们正在创造历史,我们正在创造奇迹!我们在为南水北调工程奠基!因为担当,48岁的丹江口市化医协会主任周晓英积极报名,成为一名包村干部,并出任巾帼移民工作突击队队长。翻开她的《党员干部移民工作日志》,我看到了印刷体的入党誓词和党的章程,也看到了她亲笔书写的一行行、一页页工作流程和心得体会,我记下了她编创的这样一句励志警言:“旗帜在库区中飘扬,党徽在移民中闪光!”因为担当,移民干部成了群众的出气筒,连他们的家属都说:“你们的活不是人干的,是要命的!”可是为了能让移民 “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他们还要像一台台机器一样,超负荷地运转下去……

  的确,他们正在创造历史,他们正在创造奇迹!淅川县一位移民干部听日本大分县前知事介绍说,他们那里修建一个用于灌溉的水利项目,为了搬迁260户,前后用了11年。他向日本朋友介绍了淅川的移民成果,这名知事感到非常震惊,连竖大拇指:“淅川伟大,中国骄傲!”此言并非虚誉。新时期南水北调的移民,不仅可以住上再过20年都不会过时的房子,而且每人可以分得水田1.05亩或旱地1.4亩,国家按人均1200元的标准对移民过渡期生活给予补助,后期扶持每人每年600元,连续20年,如此等等,你该知道,南水北调的移民安置工作绝对称得上人性化移民、和谐移民!

  请记住这些建设者们

  “南水北调看中线,中线工程看穿黄。”“穿黄”就是“穿越黄河”的意思。如期通水以后,丹江和汉江的水从陶岔渠首闸奔涌而出,一路北上,到达郑州西北30公里的李村时,便与母亲河黄河相遇了。这两条伟大的江河在这里将怎样握手?这是一个令世人好奇的课题。水利专家们为我们设计了一个优雅的十字立交——汉江水从黄河底部穿越,江水不犯河水。穿黄隧洞共两条,每条隧洞总长4250米,其中过黄河段3450米,邙山隧洞段长800米,这两条隧洞在黄河底部最大埋深35米,最小埋深23米,单洞直径7米。这个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最具技术难度的“咽喉工程”,也是国内最大的穿越大江大河的工程。

  要在黄河河床下二三十米的地方挖掘出两条这么长、这么粗的隧洞,谈何容易!谁都知道黄河喜怒无常,万一凿洞时发生渗水、坍塌,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咱们国家有经济实力了,从德国花1亿多元请来了一个大块头——盾构机,通俗点说,就是地下作业的挖掘机,重1600吨,100多米长, 9米高,看上去像一列小火车,专家们则把它形象地比喻成“剃须刀”:盾构机的前面有一个刀盘,刀盘上有140多把刀片,刀盘旋转起来,将施工面的泥土刮出,通过专用的传输带,直接送出隧洞。

  可惜我们没有看到盾构机作业时的壮观场面,穿黄的两条隧洞已经分别于去年的6月22日和9月27日贯通了,我们分享的是它的成果。先乘直梯下到48.5米深的竖井,一抬头,就是隧洞的洞口了。和走在地铁里的感觉一样,不过这个隧洞更开阔;因为缺少光亮,它显得无比幽深。试着往里走了一段路,想到自己头顶二三十米处就是黄河,一种敬畏感油然而生。

  这是一次多么伟大的穿越!它创造了中国水利史上的多项新纪录:第一次采用大直径隧洞穿越黄河;第一次采用泥水平衡加压盾构进行施工;国内水利工程最深的盾构始发;第一次采用隧洞双层衬砌的结构型式;国内最深的竖井地连墙深度和厚度……

  尤其让人惊奇的是穿黄项目部的员工,绝大多数都是“70后”、“80后”的年轻人,穿黄隧洞下游线标项目部经理陈建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位1972年出生,毕业于上海铁道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别看年纪不大,却已在广州地铁、南京地铁、上海轨道交通、西气东输等建设工地挥洒过青春和热血。在穿黄工程中,他带领项目部工程技术人员,在没有施工技术资料可以借鉴的情况下,边施工边研发,先后攻克了地下连续墙、高压旋喷土体加固等一系列技术难关,相邻标段用了四个多月时间,而他们只用了45天,不仅提高了工效,而且大大节约了成本。

  还有许多建设者隐于幕后,默默无闻。据长江勘测规划设计院穿黄工程设计总工程师符志远介绍说,虽然穿黄工程的工期只有5年,但事实上,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们就和黄河规划设计院的专家,开始研究长江水穿越黄河的课题。为摸清中线地质条件,他们派出大批勘测队员,深入险滩潮头,累计钻探进尺达30万米,室内试验约6万组,现场试验近万次。单是穿黄工程,他们就设计了40多个方案,从技术上不断否定自我,终于遴选出最优方案。

  像南水北调这样浩大的工程,到底需要多少工程师、机械师、管道工、电焊工、卡车司机、农民工……我们不得而知,甚至连项目部经理都未必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但穿行在北中国的那条美丽的玉带会记住他们,记住这些埋头苦干的人、这些拼命硬干的人,他们以一个群体的形象照亮“正史”,站立成一排排“中国的脊梁”!

  饮水思源,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南水北调之行,让我看到库区移民的奉献与牺牲,感受到移民干部的艰辛与付出,领略到工程的恢弘与纷繁,了解了建设者们的平凡与伟大。我担心清澈的汉江水流到北京之时,它的轻盈、它的欢唱会淹没曾经的泪水与汗水,那时的欢庆锣鼓会掩盖不少悲情的诉说,所以写下这些文字,只为了告诉人们,你每天喝到的水来之不易,它的背后原是有许多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故事的,或沉重,或辛酸,或温馨,或崇高。

  我想起我的同行、河南日报“移民记者”赵川让我捎的话:你能不能告诉北京人,以后刷牙的时候用半缸水,用洗脚水或中水冲马桶?   

  不久前,读到这样一则报道:中国有600多个城市,其中400多个城市缺水,110个城市严重缺水。于是有了这样的疑问:解决大城市的水资源危机,除了开源节流外,我们是否要反省一下我们的经济发展思路?超大城市是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城市化和城镇化哪条路更适合我们?房地产狂飙突进,赶农民上楼,是不是操作得太急了点?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从今天开始,要用半缸水刷牙,要把喝剩的矿泉水带走,要善待水敬畏水珍惜水。

责任编辑: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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