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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成权力部门福利 政策倾斜令公益性渐失

发布时间:2010年07月26日 05:57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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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4月18日,北京,望京新城幼儿园门口家长们排起长队,为孩子入园报名。一幼儿搬着马扎站在队伍边。资料图片

  专题动机

  7月,“入园难”已成热点问题。据说有一96岁老人,在北京昌平某公立幼儿园,为重孙子排队报名,队伍中还能见到竹椅、帐篷、行军床等守夜用具。

  在7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要求,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入园难”问题。

  随后,北京教委宣布,未来3年,将投入15亿元,新建公办幼儿园将达118所。

  但是,这只是一个需求与供给的简单问题吗?在“入园难”背后,公众提出更高层次的疑问。

  这些疑问包括,为什么财政投入只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办园?为什么最好的公办园里都是“条子生”?为什么优质教育资源向权贵倾斜?

  还有,当北京非户籍人口的新生儿已超过户籍人口时,有关部门为何不将其纳入学前教育规划?为何有关部门要求删去调研报告中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部分?

  还有,既然我国一直将学前教育定义为公益性,那么为何无论是拥有财政资源的公办园,还是自负盈亏的民办园,都要求家长交付“昂贵”的捐资助学费(即赞助费)。

  有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入园难”背后体现更多的是社会不公和托幼公益性的丧失。

  如果再循着时间之流,向上追溯,或许能看清问题的全貌。

  1979年,我国托幼机构均由财政支持。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企改制,企业园、街道园、公办园也纷纷改制成民办园,并大量消失。财政则开始向少数公办园倾斜。也正是在这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托幼的公益性在渐行渐远。

  而纵观国际,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日法德等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学前教育逐步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国家财政以各种形式予以支持。

  采访中,有民办园园长对记者说,在托幼方面,民间资金已为国家做了很大贡献,如今国富民强之际,是该让幼儿园回归公益性了。

  本报记者采访各类幼儿园园长、专家学者,从今日起推出系列报道,力图展示“托幼”公益性如何渐失;以及如何在硬件投入、教育用地、师资资源,出现资源分配不公;农民工子女入托如何被忽略;并介绍国外幼教模式以作他山之石。

  在发稿前的7月21日,新华社消息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延东近日考察北京等地的幼儿园,并强调,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学前教育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

  这或许是“入园难”破题之根本。

  婴儿潮加重“入园难”

  托幼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国家财政只向少数公办园倾斜,有专家表示入园难背后是教育不公平的体现,应用制度保证托幼的公益性

  范佩芬,崇文第三幼儿园的园长,对她来说,忍受焦虑和委屈,几乎成了她的工作常态。

  如今,她害怕接电话,有太多领导、亲戚和熟人找她,软磨硬泡:让我的孩子入园吧。她每次总要解释得口干舌燥,却很难落下一句好。

  太多的人觉得她“不够意思”,甚至还有个家长在电话里骂她,“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我只能说对不起。”范佩芬说,对方听了也感觉不好意思,回她道,“你别给我说对不起,这只能是政府动脑筋解决的问题。”

  在北京,这个问题已经家喻户晓,那就是入园难。

  如果你没有足够硬的关系,也没有足够多的钱,那么提前一年物色一家幼儿园,并给孩子报名。

  也不是所有幼儿园都能接受提前报名。那就需要父母时时留心幼儿园的“风吹草动”,一旦举行咨询日,就须挤在园门口,排上三五天甚至更长时间的队,以求范佩芬这样的园长“行行好”,收下你的孩子。

  但很显然,范佩芬和她的同行们并不是不想“行好”,而是现实过于残酷。

  据资料显示,2007年至2009年,北京市的新生儿有41.575万人。他们将从2010年开始陆续地进入幼儿园。

  而从2009年北京市合法幼儿园的在园人数来看,北京能提供的幼儿园学位数约为24.8万人。

  这意味着,北京的幼儿园学位缺口,约为17万名。

  被“忽略”的生育高峰

  北京新生儿中非户籍人口占54%,已超户籍人口;专家称政府应将其纳入学前教育规划

  北京正在经历一场“幼儿”人口高峰。

  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北京市住院分娩量达到16.1万人,比2006年增长25%,创下20年来的最高纪录。

  人们简单地把2007年的生育高峰解释为,父母们想在猪年生个“金猪宝宝”,随后又把2008年的生育高峰理解为“奥运宝宝”。

  崇文三幼园长范佩芬认为,那样的理解过于简单。

  她说,其实人口增长是有规律可循,我国大约每隔25年会有一次增长高峰。上个增长高峰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也出现了“入托难”。

  著名学前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也曾出现了“入托难”的问题。

  一位被家长缠得心烦意乱的公办幼儿园园长,接受采访时说,政府在学前教育规划方面应密切注意中国的人口增长规律。

  今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课题组做了一份调查研究———关于海淀区学前教育的供给与需求。他们发现海淀从2004年起就已进入人口增长的快速通道。

  2004年,海淀户籍新生儿为9956人,而前一年的新生儿人数只有5858人,增长了近1倍。随后几年,新生儿数量一直在大幅增加。到2008年,新生儿为17558人,自然增长率达到千分之8.3。

  一位参与调研的专家说,这说明生育高峰完全有迹可循。同时他还指出,有关部门对北京外来人口的生育高峰重视不够。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北京发展经济。截至2008年底,海淀区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3∶4。

  而他们中的很多人需要在北京生儿育女。统计显示,北京市新生儿中,非户籍人口占54%,已超过户籍人口所占的46%。

  “北京学前教育发展的总体规划”这样解释:现有的学前教育资源原则上是可以满足户籍出生人口的入园需求。但是,随着首都经济的快速发展,外来人口不断流入而且难以预测,使本来就有限的学前教育资源出现短缺。

  目前,各部门对外来人口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客观上对制定科学合理的学前教育发展规划造成了一定困难,现有幼儿园学位无法满足所有在京儿童的入园需求。在北京,朝阳、海淀、丰台、昌平、顺义、大兴、通州等区的压力特别突出。

  但也有事实表明,北京有些地方在规划学前教育时,并未将外来人口子女纳入计划。

  几个月前,北京某专家曾对北京某区的学前教育进行调研。但报告递上去后,该区有关部门要求,课题组将报告中关于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部分删去。

  该专家说,“这说明政府还不重视北京的外来人口学前教育。”

  匆忙“社会化”,幼儿园锐减

  因企业改制,很多“企业园”被推向社会并消失,1992年—2002年,全国幼儿园锐减35.3%

  金晓铭是松榆东里幼儿园的执行园长,她发现幼儿园是越来越挤。“来个新学生,我们就喊大家"挤个地儿"。到了2003年,我们发现实在挤不下了。”

  当北京的出生人口因为各种因素在直线飙升时,幼儿园的数量则在一路减少。

  公开数据显示,1990年,北京市共有托儿所和幼儿园4793所,到了2009年只剩下1266所。

  不只是在北京,全国幼儿园数量都在减少。1992年全国有幼儿园17.25万所,到2002年只剩下11.18万所,锐减35.3%。

  对我国幼儿园数量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在1995年,当时七部委发布《关于企业办幼儿园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企业幼儿园向社会开放……推进幼儿教育逐步走向社会化。”

  在此前,我国的幼儿园均为公有幼儿园,主要由教育部门办园和其他部门办园。

  所谓的其他部门,即指机关、事业单位、部队、厂矿、学校和国有企业等。而此后,国有企业的幼儿园开始和企业剥离。

  据金晓铭回忆,伴随着国企改制等大趋势,2000年前后,北京大批撤并幼儿园。那一年,金晓铭所在的北京内燃机幼儿园脱离原单位,金被买断工龄,继续在园内干。

  而其他附近的幼儿园,则大多不复存在。

  “当时把房子租出去搞商业,比开园赚钱,也是不少幼儿园停办的原因。”崇文三幼园长范佩芬说。

  虽然在1997年,国家又出台文件,规定“在社会服务体系尚不配套的地区,主办单位不能将幼儿园一步推向社会。”

  但由中央教科所的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调研发现,由于企事业单位自身改革的负担,多数企事业单位无论条件是否成熟,就把幼儿园推向社会。

  最后导致大批幼儿园因经营不善等原因而纷纷关闭。

  “市场化”让公益性消失

  2003年幼儿教育改革提出以社会力量办园为主,财政倾斜于少数公办园,许多幼儿享受不到国家福利

  当国企改制在日益深入,中国的学前教育也朝着市场化的方向一路前行。

  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和2003年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都隐约描绘出幼儿园今后的市场化发展轨迹。

  而与此同时,国际上美日法德等国家的学前教育正朝着另一方向发展。他们将学前教育作为整个教育的基础,逐步纳入义务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在相关著作中表示,国际上,……每一种幼儿园,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每一种学前教育形式,无论是正规还是非正规,都能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不同程度的财政性投入,每个进入学前教育体系的儿童都能得到政府完全的或部分的资助。

  中国的学前教育的发展方向则正好相反。

  2003年,十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以公办园为骨干和示范,以社会力量兴办为主体”。

  北京一位学前教育专家解释说,其实这就意味,有限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只投向部分公办园,而大部分幼儿园要靠民间资金来投入。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有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占全国幼儿园总数70%以上的非公办园,基本上得不到国家和地方财政支持。从非公办园在园人数推算,至少有将近40%的幼儿享受不到国家的这种社会福利。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学前教育的不公平性。”课题组专家在调研报告中这样写,在1989年之前,我国的学前教育主要由中央和地方的投入为主。之后,财政投入开始向公办园倾斜,覆盖面且日益减少。

  数据显示,2008年北京只有145所公办园可以享受财政投入。这意味着至少有百余所公办园无法享受财政投入。

  中央某部门幼儿园的负责人称,他们园的经费没有问题,来源不便透露。据知情者介绍,一些“优质园”收费“只是象征性的”,颇为低廉,接受的多是“条子生”、部门领导的子女。

  北师大教授张燕发现,资源配置的不平等,源于政治地位的差别。“越是有权力的部门,他们的幼儿园也就越有钱、越好。”

  学前教育课题组一位专家表示,我国所有相关政策都明确“公益性是学前教育的基本特性”。但从现实来看这“公益性”正在消失。

  靠政府还是靠市场?

  上海教委副主任尹后庆曾表示公益性是解决入园难的根本,并需要用制度加以保证,而非简单的加大投入

  虽然学前教育要“以社会力量兴办为主体”,但现实情况是,民办幼儿园的发展不容乐观。

  育强幼儿园的董事长李大军如今有些后悔,将资金投在托幼领域。高门槛、难获财政性支持、待遇不公平等问题深深困扰着他。

  他说,办幼儿园虽然可免营业税,但必须租用教委的教育设施,每年须交46万国有资产占有费。

  “而且产权归属不清晰,”李大军说,这也使得他不敢在现有基础上追加投资。

  很多民办园园长反映,因待遇不公,民办园发展不快。目前,北京合法注册的1253所幼儿园中,只有409所为民办幼儿园。

  而北京所有的合法注册幼儿园都无法满足庞大的托幼市场,尤其是在城乡接合部,还有大批农民工子女需要入园。

  于是北京出现大量未注册的黑幼儿园,截至2009年数量达1299家,已超过合法的幼儿园。它们大多分布在城郊,租用村民简陋的院楼。

  政府面对它,陷入两难境地。轻率的关闭,将致使大量农民工子女无处入园;完全不整治,不规范运作又暗藏着许多安全隐患。

  张燕认为,对黑园既不能关也不能不管,而应予以扶持,帮助其合乎规范。

  今年,北京市政府和教育部门决定投入6000万元改扩建30所幼儿园,增加学位近2万。

  但面临17万个学位缺口,这些投入显得杯水车薪。

  北京学前教育网的在线调查显示,超过92%家长赞同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而张燕认为,学前教育完全由国家买单,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因为义务教育的欠账还没还完。”

  张燕建议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应向西方学习,扶植非正规教育在幼教中的作用,并表示,如果政府还是漠视外来人口的教育公平,就不可能解决“入托难”。”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后庆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这样的观点:公益性是解决入园难的根本。

  他认为,发展学前教育是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要求,应将其纳入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能力强的地方政府可以举办更多的公办幼儿园,能力稍弱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鼓励民间办幼儿园,政府给予不同水平的补偿。

  有专家表示,这就需要政府用政策制度和体制设计,来确立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公平性与非竞争性。而不是简单的加大投入。

  专题统筹/本报记者 闾宏 孔璞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孙旭阳 孔璞 朱柳笛 实习生 武驿昕 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