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高管违法放贷7亿逃匿13年称只是听命办事_新闻台

　　在逃匿13年归案后,银行高管揭出了违法放贷7亿的惊人黑幕:当时经济秩序很乱,“高进高出”是银行业公开的秘密,领导让签字、放贷,自己不可能反抗；“当时大环境都这么做,只不过是顺势而为”；“我无权批贷款,只是听命办事”

　　案件故事

　　北京城市合作银行中关村支行资金部原经理冯伟,在行长霍海音的指使下,利用自己所管理的银行账外账户,对外违法放贷7亿余元,导致两亿余元贷款未收回。事情败露后,正在外地探亲的冯伟毅然决然选择了逃亡,在长达13年的东躲西藏之后,最终还是于2010年7月20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被抓获。

　　2011年10月26日,冯伟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接受审判。法庭上,冯伟仍然认为自己很委屈,辩称自己只是“听命办事,何罪之有”。“出了事,责任我是要承担的,但只是作为资金部负责人的那一部分。”法庭上,冯伟认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应该归结于历史背景。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邹劭坤日前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独家采访时分析说,冯伟个人对事实承认,但却对法律定性不认同,只是缘于他对法律的错误理解。

　　银行高管只“听命领导”落祸根

　　1963年出生的冯伟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后曾在北京工商银行朝阳区办事处工作,长期与妻子两地分居,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

　　1991年,中关村城市信用社副社长看重冯伟,想将他收到“麾下”,条件之一就是答应帮他的妻子在北京找一份工作。经过再三考虑,冯伟选择了投奔中关村城市信用社,成了信用社资金部的一名员工。

　　1995年前后,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改革,中关村城市信用社也在其间被合并为北京城市合作银行中关村支行,行长是霍海音。原本顺理成章应该得到提拔的冯伟,却由于合并之后的名额限制未能顺利升任副行长,依旧担任资金部的经理。事后,据冯伟的同事反映,其实大家都明白,冯伟干的就是副行长的活。

　　据冯伟自己说:“在霍海音手下工作,我做什么事都是听他安排。”

　　早在信用社合并之前,冯伟就在霍海音的安排下,以资金部的名义在信用社内单设了一个账户,用于吸收大额存款并高息放贷,而这个非法账户所留公章也是资金部的,账户名称则是冯伟。

　　据邹劭坤介绍,这个账外账户的贷款流程比较特殊,想要通过这一渠道贷款的人首先得想办法结识资金部内部员工,经内部人员引荐之后,冯伟或霍海音才会出面跟对方谈。为了规避查处,冯伟、霍海音和申请贷款人签订的书面合同中,金额和利率都是按照信用社正常的贷款标准,加盖资金部公章,但双方的实际操作却并非照此标准。例如,如果要贷款10万元,国家规定利率8%,合同上也按国家规定写着10万和利率8%的数据,但实际支付给借款人的肯定不是10万元,可能只有8万甚至6万。“还有一种情况,则是在对方收到贷款后,通过支票或其他方式额外支付高息部分,然后霍、冯等人再通过银行设立的公司,将资金运作出来。”

　　据统计,信用社利用这个专户前后共贷款几十亿,完全不按照人民银行规定的放贷利率和比例要求进行操作,随意揽存和放贷,专户里的钱大部分都被贷了出去。

　　逃13年想回归正常生活终落网

　　1998年4月,霍海音终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北京警方拘留,2002年12月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发放贷款罪等罪名一审判处死刑。

　　而案发当时,冯伟刚好在广东省深圳市探亲,得知霍海音被抓后,冯伟从父母那里拿了30万现金后开始逃跑。之后的十余年里,这些钱一直被他装在旅行包里带在身边。他先是在深圳市罗湖区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区租了一间居民房,每月房租是88元,半年付一次。躲进去后,冯伟跟谁也没有联系过,直到半年多后,因为担心被查身份证,他才被迫离开深圳市逃往广州市。

　　1999年4月前后,冯伟又选中了广州市番禹县祈福新村的一处农民房,房租一年1.2万元。“租这里是因为这个地方不查身份证,也几乎没有警察会去。”冯伟说,不过,他住在这里仍然不敢出门,只是偶尔出去买菜和报纸,买完就立刻回去。哪怕是在这个村里,他也因为担心被查而换了几次房。而这一躲就是11年过去了。

　　11年的东躲西藏让冯伟心力交瘁。2008年4月,他终于不堪压力决定回京。而据冯伟自己说,他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自己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称要换二代身份证,并特意强调了自己是冯伟。没想到,警方不仅没抓他,还顺利地给他办理了二代身份证,这让他觉得“一切都应该过去了”。

　　放松了心情的冯伟,又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甚至还顺利办下了护照,带着前妻、女儿一起去英国、德国、法国、瑞士等地玩了十多天。

　　可是,事实最终证明,一切并不会就这么过去。2010年7月,冯伟又带着一家人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旅游,在酒店登记入住时被发现是网上追逃人员,已经被通缉了13年的冯伟就此落入法网。

　　辩称“顺势而为”仍难逃刑责

　　法庭上,冯伟的辩护律师坚持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据辩护人称,“当时大环境都这么做,冯伟只不过是顺势而为”。按照冯伟辩护律师的说法,当时银行的监管体系还没有建立,对许多工作也还处于探索阶段。

　　但根据资料显示,1991年开始,相关部门就开过关于加强信贷管理的相关会议。1993年北京市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明确禁止高息吸收存款、高息发放贷款、绕规模或者变相突破规模放贷等。人民银行也相继发出《不准擅自提高或者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的十项规定》。可冯伟却说,自己并不清楚当时的各项规定。

　　“正规银行的资金部没有这些职能,资金部实际是银行资金的调度部门。”冯伟承认,当时经济秩序很乱,“高进高出”是银行业公开的秘密,领导让签字、放贷,自己不可能反抗,“我当时觉得是违规,没想到是违法犯罪”。而冯伟的辩护律师也提出,冯伟只是一个听命于领导的普通职员,就算追究责任,也该属于单位犯罪。

　　对此,邹劭坤解释道,检方并不否认有单位犯罪的罪名,但是因为中关村城市信用社曾经几经改制,暂时无法以单位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可冯伟作为主要负责人,放贷过程他是从头到尾跟下来的,他显然应该是重要的责任人。至于其个人是否获利,虽然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冯伟个人获得私利,但并不影响检方对冯伟12起违法放贷的犯罪事实的指控。

　　至于冯伟的定罪问题,邹劭坤告诉记者,冯伟的行为发生于1993年至1997年,2010年归案。这期间前后共跨越新旧两部刑法,1997年刑法中规定的是“利用账外资金非法放贷罪”,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将该款修改为“违法发放贷款罪”和“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因为冯伟行为是以吸收存款所得资金违法发放贷款,故应以新刑法“违法发放贷款罪”定罪。

　　在邹劭坤看来,这个案子跟现在很多诈骗有很大差别,该案经历的年代比较久,现在看来,这种类型的案件几乎绝迹,现在的金融环境也比过去规范很多,无法同日而语。但单从本案的诱因来说,银行作为一个监管主体,既是货币市场的监管者,又是参与者,同时还要担负拉存款和房贷来增加单位效益,在这个环境下,它如何维持金融体系的完整性很值得思考。

　　故事背后

　　像此案中的违法放贷,并非前无古人,也不会后无来者。有金融业内人士披露,一些银行员工长期在灰色金融地带游走,在泡沫中沉浮,甚至被吞噬。天量的违规资金绕开信贷规模控制,逃避了监管视线,一旦发生大面积崩溃,极易引发大的金融和社会动荡。我国司法解释降低了骗贷和违法放贷的立案标准,也增加了银行内部人员违规行为转化为犯罪案件的情形。因此,银行如何适应目前的金融法制环境,做好对金融诈骗活动的风险防范,应当引起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