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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在“房叔”事件曝光了大半个月之后，广州市纪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接受了央视《面对面》的采访，正面回应了有关广州市城管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局长蔡彬案件的调查情况。
“为什么在两三天的时间内能够调查清楚的事件会长期存在？对于官员填报了这样一个数字之后不进行核查，怎么保证它的真实性呢？”面对追问，梅河清坦陈：领导干部个人报告有关事项的这项制度过于流于形式了。
此次“房叔事件”暴露领导干部个人报告有关事项制度在核查环节出现问题。梅河清也提到，“房叔”蔡彬向组织申报“1套房”，但最后被证实有“22套房”。
“申报就应该包括核查，没有核查的申报就没有作用，就只是劳民伤财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梅河清对核查问题的解释是，因为领导干部个人报告有关事项的规定，在区县处级干部层面是纸质填报，这给核查增加了工作量，“由于我们力量有限，也没有全面去核查。”
在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看来，领导干部个人报告有关事项制度在执行中核查难也存在客观的制约条件。“有些核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纪检监察系统的职权范围，需要其他部门进行配合，比如说银行、房产局和一些金融机构的配合，光靠纪检监察系统是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的。”
但是，核查难的根源是缺乏人力、物力和技术手段吗？姜明安认为，客观困难并不难解决，主观上忽视核查环节才是症结所在，“如果真正想把制度运行起来，肯定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姜明安表示，核查环节没有落实关键还是纪检监察和领导干部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而且领导干部对这项制度抱有抵触情绪。
国外的财产申报制度在信息核查这一环节上是如何做的？庄德水说，国外的财产申报制度是在申报源头和最终环节上双向发力，“一定要把申报的表格做得非常详细，同时还要有一个督警式的制度。一旦发现哪位领导干部有意瞒报重要信息，应该采取相关的惩处措施。”
随着“表叔”、“房叔”的出现，公众不断质疑“领导干部个人报告有关事项”的规定是否起到有效的预防腐败作用。
庄德水认为，领导干部个人报告有关事项的规定偏“虚”，关键在于缺少公示环节，“这个事情之所以被发现，就是因为有人把他的有关信息公布在了网上，从而达到了监督的效果。如果不公开，这个事情很难暴露出来。”
“核查必须要公开，只有群众的眼睛才是雪亮的。”姜明安强调，“申报不公开，这项制度就难以运行，效应会大打折扣。”
近些年，随着“天价烟局长”、“表哥”、“房叔”等事件不断被曝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呼声日渐高涨。
在一些专家看来，我国现有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并非国际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表示，在我国，财产申报制度只有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而且这个报告制度仅限于组织内部。
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10年，修订后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把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列入报告内容。
“落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该把申报、核查、公开、问责四个方面统一起来执行。”姜明安建议，应该完善对党员领导干部的问责监督机制，这样才能让党员领导干部真正感受到压力，强化其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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