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国资委主任：国进民退说法是不了解政治_新闻台

　　图为山东省国资委主任谭成义。(资料图)

　　“国进民退”只是企业之间的转换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国企常常处于“国进民退”、“国企私有化”等复杂和艰难的舆论环境。您身为国资管理者，如何看待、应对这种复杂形势和这些棘手难题？

　　谭成义：在我国目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主张“国进民退”也好，批评国有企业也罢，我认为，有些是不了解政治，有些是不了解真相。

　　从山东情况看，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资源性、基础性的产业。相对国有企业而言，尽管民营企业底子很薄，但相当多的民营企业由于与国有企业协同配套，实现了带动增长。山东国有企业现在有几百亿、成千亿元的配套产品，都来自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仅仅是竞争关系，更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现在社会上所谓“国企发展了，民企就要垮掉”以及“国企与民企争利”的说法是种偏见。

　　所谓的“国进民退”，不能解读为国有企业发展了,民营企业就衰退。中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国有企业的基础是多年形成的，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具体到每个企业，既不能因为是历史形成的，就要走到底；也不能只要是国有的，就都要退出去。“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只是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和某些企业之间的转换，而不是在国家范围内灭失一种所有制形式。

　　国有企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带动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国有企业作为一种所有制形式的体现，有其历史渊源，有其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发展国有企业，是为了更好地提升我国经济的竞争力，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对民生和社会稳定也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前几年，全国许多地方都因缺煤而拉闸限电，既影响到经济，也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但山东没有，原因是政府调动国有煤炭企业的力量，解决了煤炭供应问题，保证了正常的发电、供电。如果山东的煤矿都是非国有企业，政府有权力要求他们这样做吗？现阶段，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资源性行业如果不掌握在国有企业手里，后果会很严重。再比如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如果国有企业在房地产业中占重要地位，平抑效果是不是会好一些？！在党、政府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作为国家所有的国有企业，就必须承担责任。

　　外部董事制度提升国企决策科学化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经说过，转变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式，很重要的一环是改革和完善国企的决策体制，淡化个人作用。山东省国资委在这一方面是怎样做的？目前有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谭成义：多数国企是从工厂制走过来的，早期实行的是党委书记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上世纪80年代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无论哪种形式的负责制，都是一个人负责、决策。把一个企业的兴衰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很危险的。

　　近年来，我们着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核心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重点是强化董事会和董事的作用，使每个董事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意愿，包括反对意见，以形成科学的决策运作体系。企业决策民主化程度越高，科学水平就越高，失误会最小，关键是改变过去的一个人决策。

　　山东国企实行了外部董事制度。外部董事不是国企传统意义上的干部，是国资委派出的，有的是退休的国企负责人，对业务很精通，重要的是不用看董事长的脸色行事。外部董事在董事会决策时敢于表达内心真实的意见，能有效减少董事会决策失误，使董事会的决策更加科学化。另外，我们还建立了向企业派驻财务总监的制度，目前已向60多户监管企业派驻了财务总监。

　　《中国经济周刊》：从理论上说，董事会是一人一票，但实际运作上会不会还是董事长一人说了算？

　　谭成义：如何强化董事的决策责任，是解决董事会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关键。外部董事是解决国有企业“一个人说了算”弊端的重要措施。现在，企业董事会研究的事项，外部董事否决议题的案例很多，促使董事会提交议题审慎行事和事前充分沟通。

　　比如，山东某县县委书记，曾经找到某企业董事长，想让该企业重组当地的困难企业。董事长说，我没有意见，但我们实行了外部董事制度，我左右不了外部董事的意见。果然，这个议案在董事会上被外部董事否决了。县委书记又找到我，想让我给外部董事打招呼。我回复他，我们派出外部董事时就强调了，他们在董事会决策时，要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意愿。我不能打这个招呼，否则就亵渎了外部董事制度。这个议案最终也没有通过。

　　对董事履职行权的责任落实了，评价方式科学，内部董事也能真正负起责任。有的企业没有派外部董事，但在决策时实行的票决制，这也是防止“一个人”决策的有效方式。

　　公司治理结构要真正实现决策科学化，董事长的素质非常重要。我不赞成“一把手”的企业决策体制，而是要求董事长从权力主导型向素质主导型转变。过去是权力主导型，所有的事情，最后都由董事长拍板。董事长坚持办的事项，其他董事也不好坚持反对，因为其他董事是作为副职角度履行职责的。现在，外部董事认可董事长的意见，才会投票同意。这就要求董事长要有良好素质。

　　《中国经济周刊》：国企的外部董事制度与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有何区别？如何才能避免“花瓶”现象？

　　谭成义：上市公司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动因是避免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权益，重点强调独立董事要保持与大股东的独立性。独立董事都是上市公司自己选的，工作方式就议题讨论议题，企业深层次的问题了解相对少一些，能主动提出企业发展中的问题比较少，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型的。

　　外部董事是与内部董事相对应的。外部董事与独立董事的主要区别是不独立于股东，由国资委聘任并对其履职情况进行考核评价，薪酬由国资委确定，与董事会和企业之间没有直接利益关系，根据个人判断发表意见、独立行使表决权、独立承担相关责任。外部董事要到企业调研，要善于发现问题，对存在问题要征询，对需改进的工作要提出议题，要主动工作发挥作用，这是很大的区别。

　　此前我们出台了有关董事的考核办法，下一步还要进一步强化，努力把董事的责任具体化。

　　目前，全省70多户监管企业试点外部董事制度，已向8户省管企业派出了18名外部董事。我认为外部董事必须占董事会的半数以上，派一个、两个发挥不了作用。否则，分不清是体制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当然，全面建立外部董事制度还有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