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日在“搁置钓鱼岛争议”问题上背信弃义_新闻台

　　“言必信，行必果”，这是周恩来在1972年9月28日写给日本外相大平正芳的一句话，当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写了“信为万事之本”回赠周恩来，由此中日两国在诚信的基础上互相承诺世代友好。关于钓鱼岛问题“搁置争议”的默契，也是当时在诚信的基础上形成的。

　　首先，“搁置争议”为邦交正常化铺平了道路。1972年7月28日，田中角荣的“秘使”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他告诉周恩来，如果自民党内阁提及与日美安保有关的事，那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他还就钓鱼岛问题征求中方意见，周恩来对他说：钓鱼岛问题可以不谈，和邦交正常化相比，这是个小问题，不会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化。此后，田中角荣没有听从美国总统尼克松 “中日应首先谈判结束战争状态问题”的建议，毅然与中国恢复邦交。9月27日，来华访问的田中问周恩来：“尖阁列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怎么办？有很多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周恩来说：“这个问题这次我不跟你谈。”田中由此放下心来。29日，中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告两国邦交正常化，其中没有提钓鱼岛问题。

　　其次，“搁置争议”是双方领导人之间的默契。当时，日方领导人对周恩来关于“搁置争议”的提议是首肯的，而且还有明确积极的回应。比如，1972年9月30日，大平正芳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表示：“此次与中国谈判，没有谈尖阁列岛问题，中心是邦交正常化。”11月6日，大平正芳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就将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是否谈领土问题答问时说：“向后看的问题已经结束了，和平友好条约是向前看的问题。”由此，田中和大平以这种方式回应了日本“很多人”的关心，也证明了“搁置争议”是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默契。

　　第三，“搁置争议”的共识在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过程中得到贯彻。1974年10月3日，邓小平对日本客人说：“希望克服一切障碍尽快进行(友好条约)谈判，钓鱼岛问题最好搁置起来。”后来，由于中日两国国内问题和苏联的阻挠，和平条约谈判被推迟，直到1978年两国才重启谈判。当年3月10日，外相园田直在参议院发言说：“和平条约不包括领土问题，所以双方不谈尖阁列岛问题。这个问题对日本国民来说很重要，但现在提这个问题不是良策。”4月20日，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被问及中日之间是否存在密约，他答道：“关于尖阁列岛问题，应该回到中日联合声明的轨道上来。”后来，大平的政治秘书伊藤昌哉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还在大平发言中的“中日联合声明”一句中特别加注“尖阁列岛被搁置”。笔者认为这是大平暗示两国之间存在关于搁置争议的约定，之后才有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那段著名的谈话。

　　然而，1996年，日本右翼登岛设立灯塔，时任中国驻日大使徐敦信曾提出抗议，指出日方违反“搁置争议”的共识，对此，日本外务事务次官林贞行进行了否认。不过，日方不想使事态扩大，林贞行又说：“为了不影响日中关系大局，日本政府决定了不批准右翼团体在岛上设立灯塔的方针，并且将这一方针通报给中国。”可见，当时日本还是默认“搁置争议”的。

　　邦交正常化四十年来两国基本上在“搁置争议”的默契下维护了稳定与和平。但是，2010年之后，日方背信弃义，不但公开否认存在“搁置争议”的共识与默契，还妄称这是中国领导人单方面的提议，并通过抓捕、延期扣押、命名、购岛、国有化以及在岛上建立相关设施等手段改变现状，图谋加强所谓实效控制。日方的行为不仅破坏了中日关系的大局，而且在道义上也失去了“国格”。

　　“言必信，行必果”、“信为万事之本”，这是两国老一辈政治家之间的郑重承诺，现在却被日本一些政客肆意践踏，实为中日关系之悲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廉德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