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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任梦真
外界看来，看守所是封闭又神秘的。这个特殊的场所，外部的监督渠道有限，社会公众对其认知少之又少，反倒是诸如躲猫猫、喝水死等撩拨神经的事件，会刺激公众的想象。
在押人员不敢投诉、投诉者常被当作“异类”、投诉效果不佳等权利保障不畅的情况，似乎已成基本事实。怎么才能鼓励在押人员投诉，并且使投诉在程序上得到保障？一项新的制度在试验。
去年3月，安徽芜湖市看守所在学者的推动下，低调试水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旨在遏制酷刑和保障人权。在那里，在押人员被鼓励投诉，投诉会有一个畅通的渠道，外部公众亦可介入监督。
今年10月，试点范围将正式扩大到3个省份共4个地方，宁夏吴忠市、浙江宁波北仑区及安徽芜湖县、南陵县被纳入全国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二期项目。
遭遇
投诉太多被说成“异类”
曾是一名律师的王希（化名），因一起过失伤害案被某地看守所羁押，去年6月期满重获自由。
两年半的看守所经历，像刻在她的大脑里，无法忘记。
“与同监号的其他人相比，我被认为‘很事儿'，因为我遇到不满的事情就会提出来。”王希说。
王希说，她所在的看守所，早饭是一根小拇指大小的咸菜就两个馒头，中午和晚上才有大白菜或者圆白菜，量很小，每人一勺，“有时候打饭的人就给一勺菜汤”。王希为此找管教“告了一状”。周末，看守所可以加餐，12元买一份饺子，一般是十四五个的量。
但过了俩月，王希发现饺子的数量少了四五个。“我又投诉了一次，后来得知是被分发饺子的服刑人员克扣了。”
投诉之后，王希就发现同监号的人故意找茬和她吵架，“她们会反感，认为我是一个异类”。
王希在看守所中曾因生病需去就医，前往的是向社会公开的医院，“需要戴那种一只手和一只脚铐在一起的械具，得弯着腰走路，我接受不了”。管教向看守所汇报后，她因此得以“特例”。有人受欺负，王希看不惯，让她去找管教，“她不敢去说”。
“很多人觉得‘无所谓，不想太找事，能忍就忍'，慢慢地，不正常的事情就变成了正常。”王希说。
现状
每月投诉不足一件
像王希这样的“异类”，在各地看守所都很稀缺。
“现实是在押人员基本上不投诉。”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中心副教授程雷说。
程雷和他的同事、博士生们曾赴广东、浙江、河南等地的看守所调研。
在某地看守所进行的匿名问卷调查表中，设置了一道不定项选择题：“您投诉之后，发生了下列哪些情况。”
收回的问卷显示，90名在押人员都没回答这道题，“说明他们从来没投诉过”。
程雷统计发现市级的看守所一年的投诉量才10件左右。“押量在几百人以上的看守所，每月投诉不足一件，显然不合常理。”
调研中，程雷发现在押人员普遍存在不敢投诉、投诉无用或投诉有风险这三个问题。“多数人认为‘看守所毕竟没有外面好，凑合就行'，部分称‘提出来也没什么用'，还有被调查者称不知道投诉路径。”
王希说，她进所后，“看守所强调的是监规，你享有的权利则没人明确告知”。
程雷分析，在押人员还受到看守所“亚文化”的影响，“其他在押人员会告诉新来的人投诉无用，他宁愿相信这一经验之谈，也不去信任看管他的人”。
“那种环境，你和别人不一样，会很别扭，时间长了，你会得过且过。”王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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