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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校长谈城乡教育鸿沟:县城离北京差50年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29日 06:10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国青年报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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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乡村学校最好的学生,往往只能考上省会的大学。校长们感慨“好像怎么做都赶不上外边”。

  □人民大会堂里,一位老师紧张得手脚不知道放哪里,另一位校长发言的声音都在发抖。

  □他们羡慕北京的孩子又白又胖,也羡慕这里的学生不是留守儿童,能开家长会。

  得知自己有机会到北京参加活动的时候,广西大化县江南乡尝梅小学的乡村教师卢有英激动得“话都讲不出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县城买了两套新衣服、一双凉鞋和一个斜挎包,换下身上“二三十块的破衣服”。

  “村里人都说,穿我以前的衣服到北京肯定丢脸,北京人不像我们那样随便。”他腼腆地笑着说。

  卢有英参加的是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在北京的一周时间里,他和54位来自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小学校长一起,接受了有关学校管理的培训,游玩了故宫,还参观了北大、清华。

  甚至,他们还有机会坐进人民大会堂,在会议室的主席台上讲讲话。

  “我们希望让这些来自基层的乡村老师到人民大会堂,做一次真正的主角,告诉社会各界,大家该做些什么,去缩短城乡教育的差距。” 来自项目主办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官员李昊说,这是国内首次举办以乡村校长为主角的论坛。

  不过,对于卢有英而言,一个更加直接的收获是:这一趟行程中,44岁的他第一次有机会坐上火车,也第一次有机会来到比省会南宁更加遥远的地方。

  我们村离县城至少差20年,县城离北京又差50年

  在到达北京的当天,卢有英就发现,这是个和自己家乡截然不同的地方。“北京太牛了,太美了!”在打给自己学生的电话中,他只能不断重复这个简短的句子。

  过去的几十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山深处的那所学校里度过。校园里最高的建筑物是别人捐赠的两层小楼,楼上的学生一跺脚,楼板就嘎吱嘎吱地响。而现在,宽敞的街道、披着玻璃幕墙的现代化高楼,几乎每个场景都让他感到吃惊。

  让他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活动主办方安排的一顿自助火锅午餐。整顿饭的过程中,环形运输带上不断回转的肉片、蔬菜让他目不暇接,他费了好大劲儿,也没能记住各种复杂的、从没吃过的菜品名称。

  “好像我们怎么做,都赶不上外边这么好了。”吃过自助火锅后,他不断感慨。在他的学校里,几乎所有学生都吃不上早餐。事实上,孩子们的正餐也常常只有蒸玉米饭,只有家境好的学生,才舍得花5毛钱,给自己配上一包榨菜。

  在偌大的北京城里,几乎每一位乡村校长都遭遇了相似的冲击。在“鸟巢”附近,几位校长走进了一家卖玩具的商铺。他们发现,里头所有的一切,包括坦克车,机器人,桌上智力游戏,都是村里孩子从没碰过的。

  一位校长看中了一架遥控车,正想拿起来看看。可一问价格,要1000多元,他伸出的手马上缩了回去。

  来自贵州赫章的校长郭昌举因此叹着气感慨:“我们村离县城至少差20年,县城离北京又差了50年。”

  这些校长大多数都没来过北京,很多人几乎从没离开过自己居住的县城。即使是他们的学生,也很少有人有机会来到这里。过去几十年,这50多位乡村校长所带过的学生,只有一个人考进了清华大学,很多“最成器”的学生,通常也仅仅能够考上省会里的大学。

  至于卢有英,他的学校用红漆在教学楼外墙上刷着“知识改变命运,文化改变人生”,可他最喜欢的一名学生,最后也只考上了桂林的一所大学。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参观北大、清华校园的时候,这些校长会显得那么兴致勃勃。一位校长在车上开玩笑说,自己“要帮学生们沾沾仙气”;而卢有英也赶紧掏出了自己的相机,因为大山里的好多孩子都让他“多拍些清华北大的相片带回去”。

  但没走几步路,他们就碰了壁。因为无法出示证件,他们统统被保安拦在了学校门外。这些乘兴而来的乡村校长觉得有点失落,也有点不解:“我们都是教育系统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呢?”

  最后,在一位志愿者的帮助下,他们才勉强走进了清华大学,至于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这些从贫困山区来的校长始终没看见。

  城里的学生们都“又白又胖”,农村的孩子却又黑又瘦

  除了四处参观,他们最重要的行程,是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不过,8月24日这一天,当卢有英坐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的会场时,他紧张得头脑空白,几乎“不知道手脚该放在哪里”。

  和他坐在一起的包括北京高校的教育专家、媒体负责人,以及大型企业的高管。可在此之前,他从不知道什么叫“论坛”,也没见过这么大的会场。他对于开会唯一的印象,就是“关掉手机,不要讲话”。

  事实上,几乎每个参会的校长都露出了点紧张的神色。四川省普格县校长刘日沙站上讲台后,双手一会儿背着,一会儿插袋。

  “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站到人民大会堂之中,确实……”这位老校长顿了一下,“该怎么说呢?我比较激动,还有些……有些害怕。”

  另一位贵州赫章山区小学校长聂章林在台上一股脑背出了许多数据:孩子的每一顿饭要花多少钱,孩子上学时到底走了多少崎岖的山路。

  “我仔细算过,小学三年级毕业时,孩子就走完25000里长征了,累都累得长不大!”聂章林加重了语气,声音却有些颤抖。

  这位校长在北京之行里吃惊地发现,这里的学生们都“又白又胖”,而相比之下,自己那些山里的学生,都显得那么瘦、那么矮小。

  作为活动中唯一一名女校长,来自贵州赫章的姚廷琴发言时有些腼腆。因为时间限制,她只说了两句话:“撤点并校之后,我们小学要搞‘寄宿制',我不知道我们学前班的孩子怎么办?他们不能寄宿,他们寄宿的哥哥姐姐也管不了他们,怎么办?”

  上台之前,姚廷琴憋了“一肚子的问题”。“我们这次是带着任务来的,是来反映问题的。” 姚廷琴不止一次这样说。不到一个月前,她刚因意外怀孕而做了人流手术,但这次她依然不顾丈夫的反对,坚持赶来北京。

  对绝大多数乡村校长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在众人面前,说出自己的经历和困难。

  来自四川井溪乡的校长余兴友在开场白中说:“我在山区里做了36年校长。”台下,一片雷鸣般的掌声让他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停顿了几秒钟之后,他才开始介绍学校的情况,讲述他与其他老师怎么去寻找那些在上学路上失踪的孩子。

  坐在台下的卢有英一直在点头,事实上,几乎每个乡村小学都面临相似的问题。在北京的几天里,他满脑子都在考虑,新学期即将开始,学校多了一个班级的新同学,却怎么也腾不出一间新教室。

  连坐在人民大会堂宽敞的会场的时候,这个乡村教师依旧在默默盘算:“实在不行,只能让两个班级90多个孩子挤在一个教室了。”

  城乡之间的差距已经是现实,永远无法改变。

  在论坛举办前的两天,一群乡村校长曾经与北京崇文小学校长进行了一次交流。

  来自北京的校长给大家展示了崇文小学的环境,家长们对学校的赞美,以及该校如何“用心、用情、用爱”做好学校的管理。

  卢有英很认同这所小学的管理理念,但一些具体的方法他却没法照搬。比方说,这所北京小学常常召开家长会,家长与老师可以沟通许多问题。但在卢有英的学校里,90%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家长们连人都找不到”。

  “如果我们也能请到家长,我们的教育可能就不一样了。”卢有英说。

  在卢有英生活的瑶族村子里,年轻人越来越少,当年男女青年对唱山歌的场景早已不复存在。乡村小学找不到的,不仅是家长,还有愿意教书的老师。

  早在他读初中的时候,卢有英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他曾经读书的村小里,老师们总是来来往往,教学质量不稳定,“孩子们读来读去都是一年级”。这个年轻人那时就在心里感叹:“如果是我来教书那该多好啊!”

  1989年从县城教师进修学院毕业后,卢有英如愿返回家乡教书。当了16年代课老师,他通过自学考试,成功转正。可在他任教的小学里,老师依旧稀缺。几乎每个学期都有老师离开,新学期到了,学校就一片忙乱,到处寻找代课老师。

  “为什么你们都要往外边跑呢?”他曾经这样问一些年轻人,对方一句话就把他顶回去:“做代课老师那800块钱,我出去打工几天就挣到了。”

  眼下,卢有英所在的小学共有6个年级,330名学生,却仅有9位老师。新学期还没正式到来,一位已经申请调走,另一位也正在打报告。

  这次来北京的一群乡村老师,几乎所有人都面临着与卢有英相似的难题。坐在旅游大巴车上,校长们最常谈论起的话题是怎样分配人手。在这些学校里,师生比例普遍达到1∶30以上,老师和校长统统身兼多职。他们教书,做饭,当宿舍保安,也当孩子们的“爸爸妈妈”。

  北京的论坛上,男主持人曾经走上台,动情地称赞他们:“是你们让我们看到,在贫困山区,是谁在支撑起这些校点,是谁在为孩子们守护未来。”

  但在私底下,许多校长坦承,“自己已经不堪重负”。

  “城乡之间的差距已经是现实,永远无法改变。”一位校长对记者说。

  除了每天繁重的工作,让卢有英心里犯愁的,还有自己的终身大事。作为家里的长子,他至今仍未成家。“我们看上的姑娘,别人可能又看不上我们。”卢有英说。

  他始终不愿意离开村子,离开学校。他想象着,如果有一天能娶到一位村里的姑娘,他就在学校旁边盖一间自己的小屋。

  不过,大多数时候,他没有时间想这些。刚结束北京之行返回大山深处,学校的事务就扑面而来。在即将到来的新学期,他首先要做的是买一根旗杆。

  在卢有英任教的学校里,已经很久没举行升旗仪式了。多年以前,他们曾用一根毛竹当旗杆,毛竹成天遭受暴晒和风雨,很快耗损倒下。在那之后,学校一直没有挤出经费,添置一根正儿八经的旗杆。

  在北京的时候,因为行程安排太紧,主办方临时决定取消观看升旗仪式的活动,这成了他北京之行最大的遗憾。“我想象,如果能看升旗,那一定是很自豪、很骄傲的事。”卢有英说。

  而整个行程最让他激动的经历,是他抽时间坐公交车去看了一眼卢沟桥。当时,这位中年男人几乎要流下眼泪:“石狮子、宛平城、永定河,我全看到了!”

  在此之前,和他山里的那些学生一样,这些课本上的内容,只能不断出现在这位乡村老师的想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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