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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师所设计校园被指难看 新生曾找不到门

发布时间:2012年06月28日 05:16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光明日报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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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用风格总结我,那意味着创造力的枯竭和艺术生命的终结。”王澍说。

  苏州文正学院图书馆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新校区二期工程

  宁波五散房

  这样的校园,在中国很特别;这样的建筑,在世界上很罕见。

  像座迷宫,没有大门,也找不到出口,初来乍到的人会迷惑。

  骑山地车,沿着回廊,居然可以一直冲到楼顶观光。

  山行水转,农田、树林、溪流和鱼塘在校园景观之中很自如地起伏舒展。

  从各地拆房现场收集来的700多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砖弃瓦,穿插在屋顶与墙面,一股沧桑的历史感扑面而来。

  这是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新校园,正是这所“特别”的建筑,使它的设计者——王澍,夺得国际建筑界的最高奖普利兹克奖,他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建筑师。鼎鼎大名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1983年曾获此殊荣。

  有争议的建筑

  “不可思议!”不少建筑界人士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震惊。

  普利兹克奖授奖辞称:“王澍在为我们打开全新视野的同时,又引起了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他的建筑独具匠心,能够唤起往昔,却又不直接使用历史的元素。”

  其实,王澍这个获奖建筑在国内并没有拿到什么奖项,而且颇受争议。一期建成伊始,有专业建筑师说,如果想看杭州最难看的建筑,去美院象山校区吧。

  有参观者评价,这个校园像修道院。

  王澍:“学生安静地在大学里学习,本来就是一种修行。”

  刚入校的新生找不到教室的门。

  王澍:“找不到门,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

  有员工抱怨:这么一大片地,所有的建筑都沿着围墙建起来,中间的距离还那么小。

  王澍:“但是这样可以让中间那座象山和一大片农田都完整地保留下来。”

  也有老师不喜欢王澍设计的教室,光线偏暗。

  王澍:“为什么不到走廊上上课呢?走廊我设计得很宽。”

  “为什么不到屋檐下上课,那里有悠闲的椅子。”

  “为什么不到院子里上课呢?那里有一棵树,树下有一大片空地。”

  “甚至还可以到屋顶上课啊,那里阳光灿烂。”

  王澍的建筑语言是充满诗意的,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体悟。

  王澍的作品并不多,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运用了中国传统造园术的精髓。由山走到水,四个散落的小房子和主体建筑相比,尺度悬殊,但在这里,水中那座亭子般的房子,是图书馆的“诗歌与哲学”阅览室。王澍想表达的是一个中国文人看待世界的“观点”。

  宁波博物馆采用的是新乡土主义风格,除了建筑材料大量使用回收的旧砖瓦以外,还运用了毛竹等本土元素,体现了环保、节能的理念。

  他唯一的商业作品,是杭州的“钱江时代”,抽屉式的格局,居民可以在阳台上种一棵树,这是王澍独具匠心的设计。开发商花了两年时间才下定决心:“我也理想主义一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澍的建筑是不合时宜的:非标准化、没有速度、不追求效益。

  面对当下中国城市大规模拆迁重建,王澍有意识地循环利用建筑材料,有效地控制造价并实践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数百万块不同拆迁现场捡回来的砖块重新聚合在一起的建筑物,它最重要的意义是提示人们去思考“我们是不是拆得太快了,是不是只顾拆除而忘了它们是怎么建造起来的”,“我们是不是要想一下怎么合理利用这些工艺,发挥它在建筑学上的价值。因此,争议我不在乎。”

  曾以巴黎卢浮宫玻璃金字塔而饱受争议的贝聿铭曾说:“批评是需要历史、需要时间的,要过几十年再看。今天做了,明天就说不好,这样的评价我觉得没有价值。”

  如今,王澍说:“好的建筑就像植物长在上面,自然而充满生命力,有的建筑照片上好看,实地看会失望,有的建筑照片上看平淡无奇,实地看会很震撼,我的建筑应属于后者。”

  有意思的课堂

  “因为在美院,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建筑。”王澍庆幸自己的选择。

  一个大学把自己的校园设计委托给自己的教师,不多。王澍形容这是一颗难扛的雷。象山,成了他建筑理念的实验场。在这片山水田园中,有别于传统江南园林的小巧精致,王澍尝试着建造了大体量、大尺寸的建筑,那种空间张力、雄浑气势,颇有北宋山水画的意境。

  十多年的美院教学背景,使他的建筑语言也充满了艺术气息。

  一位画家这样评价,象山校园建筑的线条拉得这么长,很像沈周的用笔。也许是在美院,人们习惯从艺术的角度来审视建筑。

  在收集大量被弃的建筑材料的同时,王澍在浙江的乡村到处搜罗传统建筑技艺和匠人,使得一些濒临失传、遗忘已久的匠艺绝活又被唤醒,存活下来。正是这些传统手工艺的介入,使得象山校园成了世界上最昂贵的建筑。

  从校园施工的那一天开始,王澍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建筑工人。“这工地上有很多做法出自施工管理人员和工匠的智慧。这种以民间手工建造和材料为基准的做法,激发了工匠们的热情,”王澍说,“工人们后来用旧材料自己设计建造了咖啡馆,效果也相当好。”

  王澍的这些作品,这些探索,被一些建筑师评价为“建筑手工艺品”。

  王澍饱含热情地创作这些实验建筑的同时,他建立的教学体系也是前所未有。王澍毕业后来中国美术学院任教,“我希望呼吸更自由的空气,想在充满艺术氛围的环境中办一个不同的教育”。美院的建筑学院没有使用标准教科书,王澍自己编的教学大纲受到业内质疑。

  有人去探视王澍的课堂,发现基础教学以木工课为主,接着是石头、砖头、砌筑等课程。不懂建造的基本工艺,建筑师的设计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王澍鼓励学生们加强动手能力的培养,成为建筑师之前先学做一个基本的匠人。

  建筑学院的学生们要读《老子》《论语》《中庸》,而且必须练习书法。

  王国维是王澍极为欣赏的学术大家。王国维在他的美学著作中,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提出了“造境”与“写境”之说,“有境者亦有情”,王国维注重体验,讲究主客观的交流,他以“诗境贵在不隔”强调人境交融,与物同化。王澍的创作与教学体现着这种“人与境不隔”相谐相融的美学理念,他要求学生们去观察居民的生活方式,几点起床、买菜、做饭等,让学生明白建筑会影响人的生活起居,无论是造房子给人住还是干别的,都应该扎根于真实的生活之中。

  有生活的艺术

  在优雅婉约的杭州生活多年,王澍身上依然可见北方男人那种质朴、爽朗。生长于新疆乌鲁木齐的王澍说,新疆的生活影响了我的人生。

  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这样评价:“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当今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中国现在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有世界性的建筑。”

  王澍早年的生活,是变动的,环境的变动,景象的变动,时空的变动,都在一条中国最长的铁路线上发生着……

  1963年出生在乌鲁木齐,两岁后去了北京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四年后再回到乌鲁木齐。这四年里,王澍每年在北京与乌鲁木齐之间往返。奔驰的列车在沙漠、荒原、山岭、田野中前行,昼夜轮替,四季转换。很难想象,孩童时的王澍在车窗内向外张望时,世界给他的印象,但那印象一定是神奇、深刻的,印染了他日后对艺术的理解和态度。

  “那段在火车上度过的岁月,让我觉得生活都是片段化的。”王澍说,在火车上,他看到整个世界大空间尺度的变化,让他确信,世界是一直变的,生命是一直变的。

  在王澍的作品中,不难找到时空行转的概念。苏州图书馆以及陈默画廊,入口处都有一个钢铁的走道或钢铁的空间;包括像顶层画廊里面顺着窗户,有分列的金属空间,一如停靠于某个时空站点的火车车厢。

  “小时候,我站在火车车窗里,看世界,这是很独特、很有趣的观察世界的方式,我说是观察世界的留言,世界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变化,观察世界的留言,就像是一个老人坐在一个门槛上,典型的中国画面,阳光下、阴影里静静地回望世界在自己面前的那种变化。作为一个艺术家也好、作家也好、建筑师也好,在火车上的那段生活是体会人生一个绝好的机会。”王澍说。

  长长的铁路线,车窗外并不都是有趣的变化的景致。无际的戈壁上,是孤寂、单调,那时候,陪伴行旅者的,是无聊,当然,还可以是无际的想象。在旅途中,王澍喜欢画,还喜欢写,随意地画、写。那是他艺术的自然启蒙。

  “当时的乌鲁木齐既有大片的戈壁,也有大片农田,既不像城市,也不像农村。这种地平线的感觉在我的建筑里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和我童年有关的。”王澍说。

  那时候,世界与电子、网络的文化生活还很久远。读书是精神吸收几乎唯一的方式。王澍很幸运,母亲被临时调到自治区图书馆做管理员,他可以进入书库看所有被查封的书。从七岁到十岁的那段年月,王澍的很多时候是扎在书堆里的,所看的书种类繁多,包括大量翻译的外国文学和中国的古书。“外国文学,让我从小对外部文化持开放的态度,而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支撑部分是中国的山水和建筑,这对我的艺术思想,应该无形中起到了基础构建的作用。”

  生活需要建筑,建筑为了生活。王澍力图践行这一理念,为此有一种追求极致的状态,而这状态,是他艺术特色的精髓。

  不仅生活,还留住生活。宁波博物馆所在地,曾经有一些小村子,在城市化的突飞猛进中迅速消失。取代它们的是效仿西方被称为“小曼哈顿”的商业区建设。在设计和建造宁波博物馆时,王澍刻意地使用了大量这些老村落被拆毁后留存下来的旧材料,将其在新建筑上呈现出来,这就成为后来颇负盛名的“瓦片墙”。对许多人来说,宁波博物馆不只是现代的博物馆,还是一座回忆之城,一个生活的记忆。有时他会重回这里,看着那些曾在这里居住过的人们,扶老携幼地前来,指着博物馆说:那里跟我家原来的墙是一样的。

  有力度的生命

  在王澍摘得建筑界“诺贝尔奖”之前,在建筑艺术界之外,他完全默默无闻。一些媒体称之为“王澍现象”,这绝非偶然。王澍的艺术,显影在这样一番景象之上:一个建筑方式沿袭千年的东方古国,正以其轰鸣的机械声和林立的塔吊机,成为地球上最富有生机、活力的建筑场。

  普利兹克先生表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评委会决定将该奖项授予一名中国建筑师,这标志着中国在建筑理想发展方面将要发挥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英国《金融时报》文章说:这就好像中国第一次获得奥运会主办权,自己和外界都喜欢把它作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象征,普利兹克建筑奖授予中国建筑师,似乎也是现代主义设计主流界对中国本地实践的认可。或者,也可以将之看作是欧洲、美国发起的所谓国际性艺术、设计奖项和展览按比例分配机会的最新例证:现在中国已经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市场和实验新建筑的基地,任何建筑师、评论家以及建筑商对此都不会视而不见。

  建筑的繁荣是建筑设计师的幸运,王澍们是幸运的,这样一个时代,给了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和空间。不久前,建筑与城乡规划学家吴良镛荣获2011年度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价值,在这样一个时空中得到显现。

  在更广的层面上,王澍的获奖对他个人而言是对他卓越的建筑思考和实践的印证与回馈,而对中国建筑师群体而言,表明他们已经可以并正在同欧美设计界进行更平等、从容的学术交流和竞争。

  就王澍而言,普利兹克奖只是一个路桩。生活一如往昔,依然故我。他不鼓励拆迁,不愿意在老房子上“修旧如新”,不喜欢地标性建筑,几乎不做商业项目。在他看来,普利兹克奖是认可他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坚持自己的理想,不动摇,不妥协,保持高质量的设计。

  “学者就是要领先社会做一些研究,想一些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提前看到这些东西,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做一些样板示范,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而且光说空话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做实实在在的事情。”王澍说。

  一些地产界人士用两个字形容王澍:冲、拗。对此评价,王澍回应:“我用的态度也很简单,我经常说我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人。我是一个文人,知识分子有立场,文人是有风骨的。什么叫做风骨,哪怕你摆一堆钱在面前,这个项目如果我认为你没有真正想过如何面对社会,面对文化传统,面对老百姓的生活,而只是一个房地产项目,我会直接拒绝。我说过,我是一年只接一个项目的建筑师。”

  直到今天,业界对王澍的理解依然是矛盾的。有评论说,他的设计展示了丰富的当代性;又有评论说他顽固地怀旧。他甚至生活在过去,几乎不上网,很少用手机,对当下的建筑方向怀有深切的痛楚。对此,王澍说他喜欢《建筑评论》评论他的一句话:“尊重过去,而不要只是把它抹掉。”

  “在中国的城市当中,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是一句话,我说哀莫大于心死,这就是我对中国城市现状的看法,这可能被人视为偏激,我最担心的是,我们传统文化被彻底摧毁了,比如说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尊重。想想看,再过十年,当我们看中国的城市,都是西方的色彩和建筑,大家还能说我们是中国人吗?我们不能走到那一步:这个城市所有的和中国传统的一切都被铲平,剩下了几个像文物一样的保护点,剩下的东西放在博物馆里。”说到这里,王澍的语气里有了那股冲劲儿。

  王澍是恬淡的文人。他说,每次去巴黎,都喜欢去圣日尔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馆,久久地坐在那里。那曾是海明威、萨特常去的地方。王澍说,那是一个简朴的街角。闲坐,一杯咖啡,看窗外,行人匆匆,时光悠悠,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气息,轻轻流淌……

  “那种气息,叫‘传统',能让时空永恒,让文化永在。”

  有思想的文人

  “在做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建筑只是我的业余活动。”王澍喜欢体味古代中国文人在造园时流露的游戏感,也喜欢博尔赫斯在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中营造的神秘氛围。他着迷于卡尔维诺作品中流露出的奇特而浪漫的想象。

  “我的建筑会呼吸,你看,象山的建筑群他们对着天空说话,对着丛林说话,有时他们也互相说话。”王澍很文艺地解读自己的作品。有一天,王澍看到学生躺在屋檐下的椅子上悠闲地看书,他很开心,他形容自己的感受:空间和场景是建筑师提前虚构的,不同时空、不同个体演绎着不同的画面,像一个导演平铺了多条线索,每一条都有不同的结局。

  特立独行的王澍在外界看来似乎有些“另类”。

  “我不做‘建筑',只做‘房子'。房子是业余的建筑。业余的建筑只是不重要的建筑,专业建筑学的问题之一就是把建筑看得太重要。但是,房子比建筑更根本,它紧扣当下的生活,它是朴素的,通常是琐碎的。比建筑更重要的是一个场所的人文气息,比技术更重要的是朴素建构手艺中光辉灿烂的语言规范和思想。”王澍给自己的工作室取名‘业余建筑工作室',在他看来业余的建筑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批判性的实验建筑态度,但它可能比任何专业建筑学的实验更彻底,更基本。没有彻底性,任何建筑实验活动都将是毫无意义的。

  王澍没有复制很多知名建筑师的成长道路。他没有出国留学,“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有那么多优秀的建筑,没有比在中国学建筑更好的地儿”。王澍悠游于中国的大山大水之中,汲取传统文化丰沛的营养,他的自信来源于对中华文明的信心。他植根于传统,吸收西方现代建筑文明,汇成了自己的河流。

  “好的建筑师应该是好的知识分子。”但在王澍眼里,知识分子这个头衔高高在上,应具有现实批判性与思辨性。

  上世纪80年代,他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大会上提出“在中国没有现代建筑,没有建筑理论,没有建筑师”的观点,从而引发争议。他认为中国很多建筑师仅仅知道怎么画图,每天都在机械地画图,但是很少思考到底在画什么。

  把建筑看得太神圣,是曲解建筑、扭曲建筑,王澍始终坚持抱着平常心,真心诚恳地对待建筑;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把乐趣带进建筑里,开开心心地设计;先文化,再建筑,而不是为了建筑去套文化。

  王澍没有自己的建筑作品集。他解释,让摄影师拍一些空荡荡的建筑图片,没有人气。十年前,他出版过一本文集《设计的开始》。对于得奖,他说,只是走到这一站碰巧被发了奖牌而已。

  这次获奖为普通民众开启了实验建筑的新视角,原来建筑还可以是这样的,而不只是方盒子玻璃幕墙。

  “别用风格总结我,那意味着创造力的枯竭和艺术生命的终结。”王澍说。

  (本报记者 张玉梅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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