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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宿舍的6个男生还原地震发生时的座次
五年级2班班主任雷艳梅组织学生避险
初中部学生正在撤离
一楼楼道里，学生从两侧疏散
除了闷热，这本该是个平淡无奇的上午。唐山英才学校九年级2班的学生常钊穿着白色短袖校服，坐在3楼教室靠窗那一列最后一个位子，有些出不上气。 他身旁放着一副拐杖。两周前，这个男生从宿舍上铺下来时摔坏了左脚，如今还打着石膏。
中考即将到来，在刚刚开始的这堂物理课上，老师正带大家复习到电学章节。
突然，窗外传来一声巨响。不过大多数人并没有在意这个最初的信号，觉得它不过是楼下工地大货车经过的声音。
课桌晃起来，连带着塑料杯里的白开水也跟着颤动，站在讲台上的物理老师向窗外望了望。跟着又是一次晃动，班里一个反应灵敏的男生喊道：“地震了！”
一切发生在几秒钟之内。学校监控室里12块液晶监控屏幕，画面连着上下晃动了两次。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2012年5月28日10点22分42秒。
地震后3分钟，这所学校2000多名师生有序撤离建筑物，无一伤亡。
据中国地震台网发布的信息，这场地震发生在河北省唐山市辖区和滦县交界，震级4.8级，震源深度8公里。北京、天津部分地区有震感。常钊就读的英才学校是一所民办校，位于唐山东南部的滦南县，震感很强烈。
有专家表示，这场浅源地震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余震。尽管那场里氏7.8级地震的力量已逐渐衰弱，但这个幽灵还将存在上百年。
全校撤到操场后，董事长刘建凯发现了拄着拐杖站在班级队列最后的常钊。他疑惑地叫住校长张中山：“你看，这个学生，他是怎么出来的？”
第一次晃动来临时，蔡瑞艳正在六年级3班监考数学。身处4楼的她下意识地朝窗外望了望，几个孩子停下了手里的笔看着她。
约两秒钟后，第二次震动来了，她不由自主地“呦”了一声，伸出右手快速往下挥了几下，“快去蹲到桌子底下！”
大部分学生在3秒钟内熟练地用双手抱头蹲下来，并把头埋在课桌下面的空间里。监控画面里只能看到他们撅起来的屁股。最胖的那个男生由于太急没蹲好，一屁股坐在地上。蔡瑞艳正要过去帮他，又发现最后一排的小男孩撒腿要从后门往外跑。
“你瞎跑啥呀！你上那跑就跑出去了？你不快上桌子底下猫？”她颇具威严地抬起右手指着那孩子，一着急唐山土话也冒出来了。
36年前大地震那天，12岁的蔡瑞艳被震得根本站不住，只能爬着往外撤，眼看着地面在眼前崩开一道道裂口。所以她知道，大震真的来临时，根本就动不了，何况又在4层，所以一定要先找好地方躲起来。
而在楼下的五年级2班，蹲在桌子旁边的一个女生正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英语老师雷艳梅，“老师，怎么办？”几秒钟前，她还坐在椅子上做听力测试，“I am cooking there”，录音机里的女声刚刚结束，地震就来了。
“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工作刚刚一年的雷艳梅飞快地重复着这几个字。按照往日地震逃生演习时的做法，她把教室门打开，防止门框受挤压变形，导致无法打开门逃生。
没想到，这个演习中重复了很多次的动作，却让教室里的小学生们骚动起来。有人开始哼哼，还有一个男孩把手从头顶上放下来，身子也从桌子底下探了出来。
“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蹲好蹲好。”她赶紧回身嘱咐。事后，雷艳梅分析，孩子们可能怕老师不管他们，要一个人走。
听到老师还在，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女孩往课桌底下又钻了钻。还有一个蹲在桌子旁边的男孩，现在利索地搬出椅子，把头扎进课桌底下。
广播里没有传出撤离的指示，雷艳梅只能站在楼道里观察情况，准备安排学生疏散。每隔几秒钟，就像对学生们证明自己还在似地，她便朝教室里说一句：“别动别动，就在桌子底下蹲着。别害怕别害怕，有我呢！”她的声音急促，并且有些颤抖。
包括雷艳梅在内，这些新一代的唐山年轻人很少遇到震感如此强烈的地震。对于他们来说，1976年的大地震只存在于长辈的回忆和电影创作里。那已经是一件太过遥远的事情。
另一栋教学楼里，常钊所在的九年级2班有几个女生已经被“吓住了”，她们蹲在桌子旁不知道怎么办。物理老师守在教室门口，并让后排同学打开后门。
常钊也有些不知所措。在同学们就地躲好时，他只能一手撑起拐杖，一手扶着桌子，用右腿费力地往下蹲。
“坏了，跑不出去了。”这个念头飞快地压住了他。
这是10点22分，唐山大地震的余震来了。
出乎常钊意料的是，一个胖胖的身体朝他的头顶压了过来。当他反应过来时，才发现是坐在自己右边、同宿舍“最胖的那个”强智杰。担心天花板掉下来砸到没法躲避的常钊，强智杰单膝跪在地上，用上半身护住常钊的头。
本来，撤退的命令应该从广播里传出来。可那一天九年级2班的喇叭不知道怎么没有声音。物理老师站在教室门口，班长去楼道上看其他班的情况。没过一会儿，他听到别的教室喇叭里传来一个男声：“同学们，地震已经过去了，赶紧撤离到操场。”
“我听到撤退了！”班长回到教室里喊了一声。
坐在第二排的孙鲲应该从离得比较近的前门跑出去，但在同学都站起来时，他突然跑到最后一排。这个宿舍里最高的男生什么也没说，就把常钊背在身上。同宿舍的赵英鹏坐在第一排，他回头一看，发现强智杰和坐常钊前排的赵一帆正把常钊往孙鲲身上扶，便也跑过来帮忙。同宿舍的第六个人、坐在右前方的刘自成则拿起常钊的拐杖。
与此同时，正在小学部教学楼4层开会的学校领导也被震得站了起来。
会议进入尾声，董事长刘建凯正要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可故事还没开头，坐在沙发上的他突然感觉到“一颠一晃”，这个曾做过10年消防兵的男人马上站起来。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地震了。”
这是近年来刘建凯感受最强烈的一次地震。当然这无法和36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相比。那时，刘建凯只有12岁。那天清晨，睡梦中的他突然感觉一阵“狂风暴雨、仿佛突然间雷电交加”般的巨响。刘建凯从家里跑出来，他家的房子倒了，街上站满了人。正在唐山搞建筑的父亲从4楼跳下来，被摔得遍体鳞伤，至今留有后遗症。
有了这段经历，他特别重视防火和防震演习。半个月前，“5·12”汶川特大地震4周年那天，学校刚刚进行了一次防震演习。
“别急，镇定！马上到各学部。”刘建凯说完这两句话，所有人开始往外走。
校长张中山出了小学部教学楼，着急往初中部赶。按照往日的演习预案，小学部和初中部要分别撤离到小学操场和初中操场。但初中生才搬到新教学楼没多久，而且七八年级的同学正在考试，监考老师并不是他们熟悉的班主任，张中山担心可能会出乱子。
分管小学部的朱黎明则先去疏散同样位于4层的六年级。当时，在六年级2班上课的是一位刚到学校没多久的菲律宾外教。她让学生们蹲下，但是忘记了开门。两个胆子大的男生不太听指挥，很快就站了起来。
这个班的班主任刘连娜正在隔壁上数学课。她安顿好那里的学生，想起来自己班是外教在上课，来不及放下手里的数学卷子，就跑回六年级2班，推开门，指着站起来的几个学生让他们蹲下，然后又回到隔壁。
那天，小学部的广播室没人值班，所以并没有像演习时安排的那样传出撤离的指令。当其他班级已经开始疏散时，那位外教还在等待指示，学生们躲在桌子底下没动。朱黎明恰好从门口经过，冲他们招了下手，“赶紧撤离！”
接着，朱黎明又去了3楼。学校里的一个干事正守在那里，看见他后便急急地说：“这边已经撤完了，对面也已经撤完了。”两个人一起下到教学楼东门口，那里也有一个学生的脚受伤了，班主任扶着他往操场上跑。
初中部这边，孙鲲正背着常钊，避开人流集中的前门，从后门跑出去。这个不善言辞的男孩后来说，他当时什么都没想，只是觉得常钊腿脚不便，不能把他留在教室里，教室里有危险。
孙鲲等人的位置正处于教室摄像头的死角，所以并没有出现在九年级2班的监控录像里。6个人的身影真正闪现在屏幕上时，他们已经在3楼楼道里，孙鲲背着常钊在最前面，强智杰等4个人从后面小跑着追上来。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10点25分02秒。
这是地震发生后两分多钟。九年级的同学已经从两侧楼梯疏散。常钊他们身后只有空荡荡的楼道，没有一个学生。
按照以前的演习，九年级2班的撤离路线是走教学楼的主楼梯，出楼门往西撤，最后到初中操场国旗杆左侧站队。
孙鲲背着常钊走在最前面，刘自强在左侧拿着拐杖，赵一帆、赵英鹏和强智杰在他们后面护着，防止有人从后面跑上来撞到常钊。
实际上，他们是教学楼里最后撤离的学生。经过3楼楼梯口时，守在那里的九年级2班班主任郑新利看到他们很惊讶。这几个学生在班里都算不上出色，学习成绩最好的孙鲲，也不过排名中等。胖胖的强智杰平时有点“懒”，不过和同学的关系很好。倒是赵一帆有点内向，有时在课上还会偷偷摸摸写玄幻小说。
这些每天都会被批评一两次的学生经过郑新利身边时，他有点激动，声音有些哑。
很多地方和演习时都不一样了。信息室来不及摁响防空警报。由于那天教学楼里有考试，广播系统全部关闭。据信息室一位值班工作人员说，等到开机后播出第一条指令，10点23分已经快要过去。
撤离的指示重复了三四遍，可由于不是一套广播系统，小学部教学楼并没有收到广播撤离的指示。这时，雷艳梅还站在楼道里，观察着外面的情况。她重复着“别害怕”这几个字，也用这种方式让自己镇静下来，但在监控录像里，她的声音还是有些颤抖。
这个毕业没多久的女老师只是听爷爷奶奶讲过1976年地震的事情。每到7月28日，奶奶还会唠叨几句。那时她觉得，唐山虽然是多震区，但“这都是多远的事了”，怎么可能还发生呢。
10点23分33秒，画面中的雷艳梅闪进半个身子，右手朝屋里做了个手势，“来来来往外走，别害怕别害怕，别着急别着急！抱着头，挨着！挨着！不要乱不要乱！”
学生们双手抱着头，从前后门分别撤离。一个学生经过门口时突然拽住雷艳梅的衣服不肯走，要跟她在一起。
“没事，快走！别害怕，老师一会儿就过去。”她知道，孩子们在前面经过的每个楼梯口，都会有老师把守，防止发生踩踏。因此，孩子们往前走会比和她在一起更安全。
雷艳梅走在学生们后面，顺便看了眼经过的几个班里是否还有人。她记得撤离的路上，还有一个同学对她说了句：“老师，快走快走！”
这时，孙鲲已经背着常钊小跑着下到了2楼。怕碰到常钊的腿，孙鲲下楼梯时都拐大弯。他已经满头是汗，趴在后面的常钊感觉孙鲲的后背很热。
强智杰提议换着背。孙鲲说，赶紧走，时间不够了，再换对常钊不好。大家就在后面给他喊“加油”。
事后，常钊回忆，虽然住在同一个宿舍，但他从来没见过孙鲲的表情那么严肃过。“我好奇孙鲲怎么跑那么快，哪来的力气背着我？下楼跟跳下去似的。平常他的劲儿没那么大。”
6个人的身影出现在2楼楼梯口的监控录像里，是10点25分27秒。出现在一楼大厅是25分43秒。6个人用40多秒的时间走完了从3楼下来的50多级台阶。
一路上，常钊紧紧抱住孙鲲，不停地说谢谢，眼圈也红了，最后还是忍不住流泪。他第一次在宿舍这些哥们面前哭了。
当他们经过教学楼大门时，监控录像里记录的时间是10点25分48秒，这时距地震发生3分钟。
从教室到初中操场大概只有两百多米，对于刚刚参加完中考体育1000米考试的这些男生来说算不上什么，但这3分钟却让强智杰觉得很漫长。
刚到这所学校时，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他没太把演习当回事。“整这么逼真有没有啥必要？”防空警报响起时，偶尔几次他还会忍不住在心里嘀咕。
一次演习时，由于疏散和撤离时拖拉，校长要求学生全部返回教室，重来一遍。后来，张中山站在操场上，从唐山大地震讲到“5·12”汶川特大地震，“灾难不具有可控性，谁能想到唐山大地震，一夜20多万同胞？谁又能想到汶川地震，会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他说完，台下的学生表情严肃起来。
事实上，不仅是学生，对于平均两周一次的演习，老师也有一些意见，觉得影响正常的教学安排。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每学期进行两到三次演习即可，但董事长刘建凯却坚持平均两周一次，还写进了教学大纲。
张中山曾听到有老师抱怨：“是不是搞得太频繁了？”“到底是今天有震啊？还是明天有火啊？”
3年前他刚到唐山这所学校工作时，也对演习颇有看法。这个辽宁锦州人觉得地震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不太可能在身边发生。
“是不是搞得太过了？”他有过这样的疑惑，只是没和刘建凯直接表示过。
不久后，唐山丰南地区发生了一次3点几级的小型地震，张中山办公室的窗户“嘎巴嘎巴”直响。他听说丰南有的学校教室里，电脑机箱都倒了。
那次地震中，张中山注意到，小学部一位女老师的脸色不太好看。36年前，她在一片漆黑中醒来时，已经被埋在房子下面。要不是爷爷顺势搂了她一把，她有可能就被倒下的房子砸中了。但她的父亲却被埋在另外一间房里遇难了。
这位女老师说，每当提到地震，自己的心就像“揪在一起，怦怦乱跳”。张中山明白，对于这些唐山人来说，地震代表着一段难以释怀的伤痛以及对生命的敏感。
在这所学校里，有类似记忆的不止一人。校长办公室主任贾凤淑在1976年那会儿还是一名乡镇教师。大地震那个清晨，她被地光晃醒，以为是教室里的灯没有关。没过一会儿，窗外就传来“轰轰”声，床也开始摇晃。她用尽全力刚把已经变形的门打开，就被一股力量甩了出去。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房子在她身后塌了。
学校里的那棵大树从根底下汩汩往外冒黑水，传达室的老大爷哭丧着脸喊着：“完啦，都死了都死了。”
大地震中，有4个学生被倒塌的宿舍压死。其中一具尸体是贾凤淑背到卡车上的。刚要站起来时，她还被尸体压得趴在了地上。
“都说死人沉死人沉，没有这个经历，不会知道。”她回忆完，长长叹了口气，不由自主地抱紧了胳膊。
这些经历让他们成为逃生演习忠实的拥护者。在这些老师看来，必须让下一代了解这些历史，让孩子们有所准备，不管以后在哪里生活，一旦再发生地震，知道如何面对、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但是对于学校里的2000多名学生来说，地震已经是上一代人的事了。“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强智杰的奶奶看着电视新闻，念叨起当年地震后刨草根吃的事。但强智杰觉得这些距离他很遥远，他不太感兴趣。
不过，他们还是习惯了演习成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习惯了不管是在教室还是宿舍或者是走在校园里，一听到警报声就从容地撤离。只不过，谁都知道“没事儿”，总会有人在逃生演习时嘻嘻哈哈、追跑打闹。有一次，一个男生因为跑得太快把鞋都甩飞了。
除了老师，常钊他们6个人是初中部最后赶到操场的。
当他们跑进自己班的队伍时，其他已经整好队的同学都扭过头来，有的还冲他们挥手。常钊从孙鲲背上下来，向同宿舍这5个同学又郑重地说了一次谢谢，然后和班主任站在队列最后，附近几个班的老师也围了过来。
“感觉咋样？”班主任郑新利像个兄弟似的问常钊。“孙鲲辛苦了。”常钊说，他的眼睛还是湿的。
6个人之中的赵英鹏是体育委员。这时，男女生已经排成两队，等着他清点人数。赵英鹏从前走到后，一面用手点着，一面默数。
45个人，一个都没有少。他跑到塑胶跑道上向体育老师报数。一些同学凑在一起互相问着地震时的情景：“你感觉到了吗？”“你是啥感觉？”
小学操场上，几个女生开始哭了。四年级1班班主任王晓梅刚出现在操场上，一个女生上去抱住她的胳膊，另一个女生抱着她的肚子，带着哭腔说：“王老师，我们没有死。”王晓梅觉得自己都快被勒得无法呼吸了。
“你们非常好，非常镇静，大家都团结在一起！”她使劲儿鼓励着学生。
直到中午回家午休，看到在本校读三年级的女儿，她才反应过来，还不知道女儿是怎么出来的。女儿生气地回了她一句：“妈妈，都这样了你都不想着我，你说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校长张中山和董事长刘建凯赶到初中操场时，初中部的学生已经撤离完毕。体育老师告诉他们，“全部到位”。张中山问了下从开始疏散到集合的时间，体育老师说大概两分多钟，比平时演习还快了1分钟。
等人群稍微安定了些，张中山走上主席台，他首先跟学生们开了个玩笑：“看哪个班掌声最热烈，哪个班就最镇定从容。”
本来还有些紧张的学生乐了，开始使劲儿鼓掌。张中山告诉大家，这一次是真的地震，可是大家撤离的时间比平时演练还短。“谁也不会预测几秒钟发生什么，但发生任何事情时，一定要记着，我们在一起。”
下来后，他拿出手机看了眼新闻：震级4.8，震源在唐山市辖区和滦县交界处。刘建凯站在主席台旁边，他看到了常钊，于是问道：“中山，你看，这个学生，他是怎么出来的？”
张中山决定回去调监控录像。后来，这段视频经剪辑后传到网上，点击量突破百万。
在操场上休整近半个小时后，学生各自返回教室。刘建凯和张中山又招呼一些老师开了个会，总结刚才逃生的不足之处：新参加工作的老师班级比较慢，还在等待指令，应变能力还要加强；广播也是个问题，如果大地震中广播系统都被破坏了怎么办？还有食物和饮用水的储存，也还不够。
在九年级2班，班主任郑新利给大家开了个小班会，表扬同学们能够做到有序撤离，特别表扬了孙鲲等5个帮助常钊的同学。午休时，有同学溜进孙鲲的宿舍，手里举着一只拖鞋伸到他面前，要“采访”这个留着日韩明星那种时髦刘海的大男孩：“请问‘大头'，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这是地震发生后的中午，一切仿佛已经恢复平静。
接下来两天里，据同学回忆，每当常钊说起那3分钟里发生的事情，都“有点要哭”。他妈妈是在3天后接他回家的路上才知道了这件事。她有些激动。36年前大地震那天，是她的母亲把她和妹妹抱了出去，刚一出门，房子就塌了。全家人坐在地上，都懵了。
强智杰的妈妈也知道了这件事。在家里，她忍不住问儿子：“当时把你震里面了咋整？你咋想的？”
这个男孩事后回想，确实觉得有些后怕，如果再来一个余震，也许他们都会被埋在底下。但他记得每次演练后校长都会跟他们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抛弃任何一个人。
赵一帆和赵英鹏的父母都没有感觉到地震，直到儿子告诉他们。刘自成回家时，妈妈正在网上看他们的视频。他还记得，由于父母经历过1976年的大地震，所以非常敏感。小时候有一次夜里睡觉，房子一动，妈妈就说地震了，抱着他往院子里跑。只不过这些事情如果他不问，父母很少主动讲起。
“这次谁也没想到会经历了。”他说。
如今，这些少年也算是逃出过地震的唐山人了，轮到他们给父母讲讲地震的事。不过，这些男生反而表现得挺平静。
5月28日地震当天，晚上宿舍熄灯后，6个人躺在床上讨论过，如果当时真的被埋在里面该怎么办。小学部的宿舍里也在讨论白天的事情，几个三四年级的学生不敢睡觉，有人说：“我不睡啦，你们睡吧。”
小雨下了起来。有传言说，还会发生一场小型余震。有人甚至煞有介事地说看到了地光，但很快就有同学“拆台”：那不过是大车开着车灯从外面经过罢了。
强智杰有点感冒，他去校医室拿药，路上听见黑暗处有叽叽喳喳的声音。他说是鸟叫，可旁边的同学非说是老鼠，害得他在附近找了半天。
回到宿舍，他把自己的这一新发现告诉大家。“强智杰造谣。”“我没造谣，我真的看见耗子了。”在他们的经验里，老鼠乱跑被视为地震的先兆。
爬上床时，强智杰有点胖的身体把床铺弄得“咯吱咯吱”直响，有点儿像地震的效果。但几分钟后，这个信息发布者就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
其他人被吓得有点不敢入睡，赵英鹏还把衣服放在枕头边，准备随时逃跑。当然，他们没有忘记常钊。黑暗中，几个男生约好，如果地震真的又来了，大家要用军被当担架，每人拎一个角，把常钊抬出去。
次日清晨5点，3.2级的地震来了。这又是36年前那场唐山大地震的一次余震。只不过这些熟睡中的少年都没有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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