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中国社会史研究呼唤本土化_新闻台

　　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是会不断出新，显得五花八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也引进接受了很多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现代化理论、“中国中心观”、年鉴学派、国家—社会理论、“过密化”、“权力的文化网络”、“地方性知识”、知识考古学、后现代史学等等，林林总总。引进接受的过程既是一个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跟进、让人疲惫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在不断地反思，也在不断地前行。一方面，中国社会史研究深受西方有关理论和方法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时看到对盲目追跟、一味模仿西方理论和方法的批评，建立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呼声在我们的耳畔不时响起。

　　尽管学界对“何谓本土化”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仍存在多种不同解释，但其核心问题无非是用西方的或其他外来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本土社会问题时，需要对原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检验或修正，需要结合本土实际情况和问题赋予原有理论和方法以新的内涵，甚至重新建构更为切合本土实际情况和问题的理论和方法。本土化并不是排斥西方的或其他外来的理论和方法，更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重要的还是我们常常论及的“借鉴”。推进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把握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研究背景

　　推进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首先需要正确对待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传统，深刻理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背景，在吸收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做到心中有数。

　　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不仅在政治上起到了开民智、鼓民气的作用，而且开启了以进化论为基础注重“群体”研究的社会史研究之先河。他批评中国旧史学“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等四大弊端，鲜明地提出史之所贵贵在“群史”的史观，所谓“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叙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新史学应该是国史，是民史，是一大群人的历史，是社会的历史，一时成为学界的共同认识，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近代意义上的新学科在中国的兴起与新史学互为激荡，蔚然成风。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在推进中国社会史研究本土化时需要正确对待。

　　如果说上世纪初社会史在中国的出现深受社会政治思潮影响的话，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复兴同样是中国社会政治变动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国开始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全面了解国情、认识国情成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史学界在反思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政治史统括全部历史的过程中，发出了全面研究中国历史，“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呼声，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应运而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复兴，都与中国社会的时代变革紧密相连，都有深刻的本土化背景，这是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社会史研究本土化的一个基础。

　　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需要我们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变迁，从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现实问题出发来确定我们的研究内容，进而提炼出我们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要有中国的“问题意识”。

　　我们知道，社会史其实是一门“问题史学”，通过过去理解现在，通过现在理解过去，正是年鉴学派方法论的核心。第三代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勒高夫就明确指出，社会史“比任何时候都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不仅是历史上的社会，同时也是现实的社会，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粘连的社会。半个世纪前，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学术机构演讲时就“如何研究社会史”也有如此的看法：“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此两者本应联系合一来看”。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由历史沉淀而来，从历史出发对现实问题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反过来，从现实出发则更能提炼出具有学术和现实意义的历史研究课题。近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比较活跃的“生态社会史”、“医疗社会史”、“水利社会史”等，均是从现实出发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本土化的趋向令人期待。

　　“自下而上”的区域社会史角度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不仅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历史“宏大事件”的深入研究，而且需要从“自下而上”的区域社会史角度加强研究。

　　为什么要加强“自下而上”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美国学者柯文认为：“采取这种做法的主要依据是因为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奇地反映各组成部分间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的确，整体的社会无疑是多区域社会互相联系的结合体，区域研究通过对一定区域“全部历史”的深入考察理解其历史发展脉络，这就有可能提出不同于宏观历史的问题和解释，避免把宏观历史的框架套用到具体的区域发展进程中。检索年鉴学派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区域角度出发的论著占有重要地位。布罗代尔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一定程度上说都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经典之作。黄宗智、施坚雅、杜赞奇等国内学界熟悉的中国问题研究的代表人物，其重要著述无不是从区域出发对特定区域的深入研究。其实，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不仅古老的历史学具有区域研究的悠久传统，而且新兴的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更加重视从区域出发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眼下方兴未艾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不仅显示出它对整体社会史研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史研究本土化的重要实践和主要趋向。

　　走向田野与社会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需要对本土的历史和现实有深入的了解与深切的感受，需要社会史研究者走向田野与社会。这里的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和原野，也就是基层的城镇乡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的方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本土社会，要懂得从现在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也是一个整体的社会。

　　“优先与人类学对话”，回到历史现场进行“在地化”的考察、体验和研究，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本土化的必由之路。人类学家从事的微观个案研究，要求研究者到研究对象的生活圈子里进行长期的田野工作，并对其观察和体验到的“他者”世界进行“深描”和“文化的解释”，研究者要由局外人和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和亲历者，达到亲临现场、身临其境的效果，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本土化的重要途径。需要指出的是，走向田野与社会和搜集解读历史文献并不矛盾。离开基本的历史文献无法去做具体的历史研究，也不可能拥有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的眼光”，走向田野与社会恰恰是为了进一步搜集文献，激活文献，读懂读通历史文献。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既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又是一个在特定空间中展开的过程，对于历史时间的认识，我们只能间接地从文献中获知，而对于历史空间的认识，我们则有可能直接去体验去感悟。正是这种直接的体验和感悟，才使我们可以搜集到图书馆里没有的文献，可以看到历史的遗存，可以把以往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联系起来，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的丰富的全面的历史才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把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察结合起来，把象牙塔里摇椅上的历史学家变成“田野里的历史学家”并没有什么不好。

　　重视社会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追求总体的全面的社会史研究极大地拓宽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同时也给研究者带来资料分散难以搜集整理的困难，这个困难又是一个必须面对和克服的困难。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还有一个基础的又是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社会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西方的社会史研究不仅扩大了历史文献的范围，甚至经历了一场“资料革命”。勒高夫说：“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一个统计数字，一条价格曲线，一张照片或一部电影，古代的一块化石、一件工具或一个教堂的还原物，对于新史学而言都是第一层次的史料”。中国社会史研究中虽然没有像西方教堂保存的系统完整的个人家庭档案等资料，却有大量本土化的中国特有的社会史资料。除了卷帙浩繁的正史外，志书、笔记、家谱、档案、日记，甚至小说、戏曲、民谣、谚语、文物等，无不透露着社会史的信息。中国社会史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史问题，更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史资料，只有从这些本土化的资料出发，才能提炼出本土化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中国自身丰富的社会史资料来源，就不可能产生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史论著。我们已经高兴地看到，系统地搜集和整理社会史资料，哪怕是自己研究的某一领域的专题性资料，已经开始引起部分社会史学者的重视，一些研究机构甚至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调查”式的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这样的工作不仅会对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