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回眸：蒋介石父子是如何反台独的？_新闻台

本文摘自：新华网，作者：古远清，原题：《史海回眸：蒋介石父子是如何反台独的？》

蒋氏父子反“台独”与我当时对台政策

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的日据时期，在政治上脱离中国，在文化上台湾人民又不愿意做“皇民”，这便产生了所谓“孤儿意识”，分离主义处于潜伏状态。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因台湾没有解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战前台湾与祖国大陆隔绝的状态，海外的反华势力和岛内一些戴着不同面具的分离主义者，便炮制出所谓台湾“托管”和“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企图“划峡而治”，让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蒋氏父子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但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方面与中共不谋而合。面对海外的分裂势力，中国国民党在1992年以前表现出坚定的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立场。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提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在美国人手里”这种对台政策。

从政治上宣扬“台独”容易受到打击，因而一些“台独”人士往往从“文化台独”尤其是“文学台独”做起。所谓“文学台独”，系“文化台独”、“台湾自主论”、“台湾主体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来说，是指国民党为“外来政权”，“中国文学”也属“外来文学”，属“漂流到台湾来的一缕孤魂”。台湾文学虽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但更受日本文学的影响。这种曾用日文书写的文学，既不是“中国文学”，也不是“日本文学”，而是独立的文学。所谓“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分支”，完全是“陈词滥调”。“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已经“分离”，已经“断裂”，这两者的关系，有如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的关系。两岸是“一边一国”，两岸文学其实质也是“两国文学”。两岸文学交流，不是国内文学交流，而是国际交流，即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这个“国家”，目前是“两个中国”之中的“中华民国”，以后则是“台湾共和国”。

上述言论在1950—1980年代大体上处于萌发阶段，远未有1993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系统化和“学术化”，但只要上述言论一露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蒋氏父子及其附属文人，便给予严厉的批驳。如1982年9月28日，“党外”人士发表《美丽岛受难人共同声明》，其中云：“在台湾岛完成民主，远比中国制造统一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当局敏锐地发现这是“台湾”高于“中国”的论调，便从上到下围剿，《中国时报》所发表的文章态度尤为强硬。这说明到了多元文化的1980年代，当局的言论尺度及治安处置均没有松动。这次以散发传单形式发表“共同声明”的四位党外人士，便受到三周禁止与家属团聚的处分。

用法律武器整肃“台独”

“台独”思潮的产生，有政治上的分歧、台湾社会的特殊性、国民党对岛内人民实行高压统治，无视台湾人民利益等方面的复杂原因。不管什么原因，“台独”均损害国家尊严，使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和动摇，故蒋介石、蒋经国执政期间，对岛内的任何“台独”言论和行动，均采取严厉压制和打击的态度。对文学上的“台独”倾向，同样保持高度警惕，不让其寻找任何机会和借口出现。在1977年乡土文学大论战期间，“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已冒头，有部分乡土作家强调台湾农村与中国不同，并由此否认台湾农村是中国农村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执行者和发言人陈纪滢，严正指出：“如果说，台湾是孤立的独特的，是与中国分裂的，那我们百分之百反对，那是‘台独’思想。”陈纪滢之所以这样敏感，是因为美国、日本反华势力在策动和支持“台独”，致使台湾文坛的分离主义倾向始终存在着，零星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此，国民党当局均决不姑息，严惩不贷，对那些顽固的“台独”分子，则重拳出击。

为了反对“台独”，台湾当局动用了法律武器，制定了“惩治叛乱条例”，以“涉嫌叛乱”或“涉嫌台独”、“破坏国体，窃据国土”以及“颠覆政府”等罪名，给“台独”分子和团体治罪，并以军法审判“台独”案件，还在1950年末，蒋介石下令大批抓捕“台独”分子，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1960年代当局镇压彭明敏为首的“台独”势力这一重大事件。曾担任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的彭明敏，因宣传“台湾独立建国”和企图推翻蒋家王朝，被军事法庭判处8年徒刑。1987年10月，许曹德在台湾政治犯联谊总会成立大会提案将“台湾应该独立”列入章程，结果被判叛乱重刑。

当然，国民党把打击“台独”与“颠覆政府”联结在一起，难免借反“颠覆”之名，行独裁之实，把具有民主自由思想、敢向蒋政权挑战的爱国青年打成“台独”分子。如以煽动“台独”的罪名逮捕既不会讲“台语”，也不是“台湾人”的李敖，就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错案。由于过于极端，把“台湾”、“台语”一律视为“台独”的同义词，难免造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情况。1984年杜十三的诗集《地球笔记》在电视台朗诵时用了“台语”，警备单位马上调问节目制作人为何不使用国语，是否有“台独企图”？这不看内容只看形式的审查，自然引起对方的强烈反感。另一案例是1986年3月，“国防部长”亲自出面在“立法院”以“挑拨民族感情散播分离意识，攻击丑化政府”为名，查禁吴浊流的《无花果》一书。其实，吴浊流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海外分离主义者对他的愚拙的攀附不成立，台湾当局对他因揭发了国民党的阴暗面而将其往“台独”方面推，同样是一种错误。

不许“台独”人士回台湾和查禁“台独”书刊

台湾当局对“台独”势力决不姑息，许多时候是准确和正义的。像还在20岁时就萌生台湾作家不是中国作家之意识的张良泽，1970年代在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新文艺”课程，以首次讲授台湾文学为名宣扬分离主义思想，为汉奸文学即“皇民文学”翻案，故每个学年度校方均要讨论这位认为“台湾文学不同于中国文学”的讲师是否还有资格留任。1978年，张良泽投入党外运动，在美丽岛事件爆发后无法在台湾生存，只好在美国和日本流亡。在流亡期间受海外“台美基金会”资助，鼓吹“台独”十多年，否认台湾人抗日的民族正气，称台湾人为非中非日，介于“汉民”与“皇民”之间的“三脚仔”，并污蔑中国人是“四脚仔”的猪，这种疯狂的自我侮辱还不算，还热烈赞扬战后日本资本“使台湾获致社会的安定和繁荣”。当局怀疑他是“国贼”，因而在其护照上加盖“吊销”的大红字，不许他回台湾，一直到戒严令解除五年之后，才允许他返回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