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_新闻台

本文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03期，作者：李强，原题：《邓小平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一个重大方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和政治保证，是我们党制定各项政策的基础。小平同志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重新回顾小平同志创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的过程和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大实践活动，深入总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验，不但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领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尤其是改革开放必须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基础之上的重要性和正确性，而且对我们深刻体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的变种保持高度警惕和加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的创立者和重大实践活动的领导者

一、邓小平最早提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概念

在中共的文献中，“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最早是邓小平提出的。1980年12月25日，他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正式提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概念。

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股思潮，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时期就表现出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当我们党领导人民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的时候，一种右的错误倾向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开始涌动、浮现出来。1979年，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打着“拨乱反正”的旗号，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煽动一些青年人上街闹事。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邓小平及时洞察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虽然这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他们的作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些人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既是为了纠“左”，也是为了纠右，而且从实践的发展来看，其根本性的任务越来越表现为纠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在八九动乱后指出：“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二、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小平同志讲得最多，也最坚持

邓小平曾经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这是符合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

最能体现邓小平思想的重要文献是《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统计涉及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和文章在《文选》和《年谱》全部讲话与文章中的比例，可以清楚地反映出这个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的份量和重要性。

《邓小平文选》第2卷收录了邓小平1975年到1982年9月的讲话和文章，从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算起共有32篇，在这段时间，资产阶级自由化还处于发展的初期，涉及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和文章有8篇，占25%。《邓小平文选》第3卷收录了小平同志1982年9月年到1992年2月的讲话和文章，共有119篇。在这段时间，资产阶级自由化迅猛发展以至泛滥，因此，内容涉及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和文章比例很大，有52篇，占43.7%，几乎占到一半。《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查询“四项基本原则”有44条记录，查询“资产阶级自由化”有30条记录，查询“自由化”有36条记录。

这样的比例和频率在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文选》和《年谱》中是没有的，“我讲得最多”这个结论是完全站得住的。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是最坚定、最坚持的领导者。

1979年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刚一露头，邓小平就敏锐地洞察了问题的实质，亲自出面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首次明确提出了在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1年出现了《苦恋》（《太阳与人》）事件，针对一些人的犹豫、姑息，邓小平明确表态：“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评，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

1979-1981年，在邓小平领导和主持下，起草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提出了在新时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课题。《决议》的通过，不但从历史上，而且从理论上回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成为我们党长时期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导思想。

1983年，理论界出现了一股宣扬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邓小平对此不但明确表示反对，而且要求主要的当事人公开澄清错误和写出检查。针对思想战线上的混乱情况，他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党在组织路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明确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