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政府信息公开个案救济制度处于休眠状态_新闻台

　　“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征收土地、房屋拆迁补偿，这是法规要求重点公开的信息，有多少地方政府这样做？”5月14日，在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举办的“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年度会议”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表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4年来，公民因不满政府信息不公开提起的行政诉讼屡有发生，虽有公民胜诉的零星个案，但多数诉讼均以法院拒绝受理或原告败诉而告终。政府信息公开成为一道“玻璃门”——虽然看得见，就是过不去。

　　2011年8月，《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实施，旨在解决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受理难”、“审理难”的问题。但是，北京大学等8所高校共同完成的《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报告(2010-2011)》显示，政府信息公开个案救济制度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在观察的30个省级政府中，全省范围内受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数为0的有13个，低于10件的有25个。

　　条例有两项原则性规定：其一，政府信息公开“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二是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这两条规定常常被行政机关作为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理由。

　　学者们认为，“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大多数已经被定为国家秘密，因此，没有必要用这一表述给政府提供信息不公开的理由。

　　更为关键的是，“社会稳定”是一个非常模糊、抽象的概念，如何解释，怎样判断，存在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实践中常常被滥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认为，在中国现实的司法体制之下，地方法官根本不可能对抗政府关于“社会稳定”的判断。

　　上海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化政策法规调研课题组成员陈江岚指出，应该明确界定不公开信息的内容、范围，不给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

　　条例对公民申请资格附加了条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因此，政府部门经常告知与申请人“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不予公开。

　　上海律师严义明曾申请国家发改委公布4万亿元投资走向。“对申请人身份加以限制，将使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丧失意义。”在他看来，“政府信息属于公共资源，与自己的生产、生活、科研有关。就拿4万亿元来说，可以说它跟每位中国公民都有很大关系。”

　　2011年，王锡锌研究团队中的3人曾经向财政部申请，要求公开故宫博物院3年来的门票收支情况。当时，一些部门问他们，申请这些信息公开的目的是什么？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以条例实施为突破口，连续4年进行“中国财政透明度调查报告”。课题组分别向全国31个省级政府和341个省级单位发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涉及行政收支透明度的25项信息。

　　课题组相关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公布和不公布哪些财政信息上，31个省区市高度一致：在某些项目上，几乎每个省都公布了信息，甚至是完整的信息，而在另一些项目上，则几乎没有政府公布任何信息。

　　有68%的单位对于申请没有给予最终答复。课题组认为，原因在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相关的惩戒条款在现实中不具有操作性，使其无后顾之忧。

　　还有80个单位答复，建议课题组自行查阅。调查组的学生李文思发现，如果是政府不愿意公布的消息，即使是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你也是检索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