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2年2月2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有关情况，以下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答现场记者提问节选。

　　中央电视台记者:

       我想请问陈主任，刚才您介绍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在去年实现历史罕见的八连增，首次跨上了1万1千亿的新台阶。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央仍然强调农产品持续供给保障能力，下一步我们国家将采取哪些重大措施？第二，去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首次超过了1万亿元，在这次一号文件中也再次强调要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请问陈主任，今年的投入会不会继续超过1万亿？谢谢。

　　陈锡文:

       连续八年增产确实是非常不容易，这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政策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的基础上，广大农民群众、基层干部和农业科技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农业受市场和自然两个方面的影响，要保持稳定发展非常不容易。同时，中国农业的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非常少，目前人均大概只有1.38亩的耕地，不到0.1公顷。

       我国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农业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有效灌溉面积所占比重刚刚超过50%，有将近一半的耕地是靠天收成的。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去年达到了53.5%，自己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

       正是针对农业基础还不够稳固的现实，中央反复强调在任何时候都要注重解决好“三农”问题。在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中，要把解决好粮食安全问题放在首位。这些年来，中央采取的重大措施主要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

       一、不断地强化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体系，这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一个最大的动力。

       二、要不断地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中低产田，提高防灾抗灾能力。

       三、要不断地促进农业科技进步，使得农业科技的贡献率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持久动力。

       您刚才提到，2011年中央财政的“三农”支出已经超过了1万亿元。

       很多在座的女士和先生都知道，2003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支出才2千多亿元，到了2011年突破了1万亿元。

　　中国新闻社记者:

       去年中国粮食产量，包括玉米产量获得了创记录的可喜成绩，玉米产量达到1.9亿吨，但是政府还是通过中储粮购买了大概300—400万吨的美国玉米来补充国内的库存。请问目前的库存情况怎么样？政府有没有计划进一步来增加从美国进口玉米？中央对于今年粮食进口政策有什么趋向？第二个问题，陈主任刚才说中央一号文件去年提到了关于加强水利建设，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具体成果，为什么今年一号文件没有把水利建设放在首位？谢谢。

　　陈锡文:

       去年的粮食中玉米产量是历史最高水平，3800多亿斤，就是刚才你说的1.9亿多吨，是历史最高水平。但是为什么还有进口？有两个原因：一、品种上需要有所调剂。二、区域之间的平衡。比如说南方地区可能都从东北运玉米，未免比通过海运进口更上算。

       我想特别说明的是，超过1万亿元的对“三农”的支出，只是指中央财政。如果把地方各级财政都算在一起，大概要在25000亿元以上，去年8万亿出头的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上有25000亿元用在“三农”方面。同时在国家财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每年都是在增加。

       适量的进口玉米并不意味着国内市场上玉米供求有缺口，主要是有出有进，我们的一些玉米加工制成品，比如淀粉、酒精有相当数量的出口，消耗玉米的畜产品也有相当数量的出口，综合平衡下来，在玉米上我们还是出口大于进口。

       粮食的进出口政策没有重大的调整，还是本着调节余缺，调节品种，继续保持适量的进口和出口。

       至于水利方面，你刚才讲到去年的一号文件强调了加快推进水利的改革和发展。从去年开始，以后十年的年均要投资达到4000亿元。去年，水利建设的总投资完成了3400多亿元，也是历史最高水平。今年的投资会继续增加。至于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今年没有把水利放在文件的第一位，这很好理解，去年已经专门为水利发了一个一号文件，总不能年年放在第一位，有很多工作要做。

　　路透社记者:

       我一共有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的转基因生产的大米和玉米会不会大量地投入商品化使用？第二，中国是否担心在农业领域会出现用工荒的问题？第三，最近似乎和农民的土地纠纷，造成了与农民关系的紧张，在这方面中国的领导层有哪些考虑？谢谢。

　　陈锡文:

       关于转基因的玉米和水稻，据我所知，有关部门并没有批准它可以商业化生产，所以不可能在市场上出现，这是第一。第二，关于农业用工荒的问题，我想至少在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出现。因为一方面虽然进城的农民工数量在不断增加，现在外出农民工大概在1亿6千多万人，所以农村劳动力有所减少。但是另外一方面，农业机械的综合作业水平在不断提高，去年耕种收三个环节的农业机械综合水平达到53.5%，也是历史最高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劳动力。第三，你刚才讲到的土地问题，确实在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方方面面都需要使用土地，所以确实有些矛盾。

       在土地问题上，中央政府非常重视保持原有法律政策的稳定以及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对于稳定农村的土地政策和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提出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由国土资源部牵头，完成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第二件事是由农业部牵头，开始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第三件事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来研究，提出对土地管理法中涉及到征收农民土地条款的修改。我想这三个工作的推进都会为缓解农村土地各种各样的纠纷和矛盾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北京电视台记者:

       刚才陈主任提到去年我国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了53.5%，我们知道这个数字是每年都在提高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些媒体报道说我国目前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是线断网破人散，不知道陈主任您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今后如何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谢谢。

　 唐仁健: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突出了农业科技创新，尤其突出了农业技术推广。农技推广体系线断网破人散的问题，在前些年确实非常突出。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健全基层的农技推广、疫病防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提出要求之后，这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农业的科技贡献率逐年提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经过改革发展，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服务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供。去年农业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到田头指导农民技术推广工作，无论是人数还是力度，应该说都是历史上空前的，也表明了这一点。二是大量的其他服务组织和体系，包括科研院所、农业大学、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其他一些专业性、企业性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也明显加强。

       今年的一号文件突出强调农业基层推广体系的能力，主要是两大方面：一、做强主力军，就是经常讲的七站八所。怎么做强有两点：第一，强调条件改善和能力建设。有三个亮点：一是我们讲的“一个衔接两个覆盖”。“一个衔接”是要让基层在岗的农技推广人员工资收入水平与基层事业单位的平均水平相衔接。因为在基层事业单位五大体系中，多年来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资一直是非常低的，平均水平相衔接将极大地激励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积极性。“两个覆盖”，一个是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今年要覆盖到所有的农业县（市、区、场）。这个覆盖讲的主要是投入财政资金，解决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没有工作经费的问题。一个是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条件建设的项目要覆盖全部的乡镇，这个钱是发改委的资金，主要是解决他们的办公条件，比如说房屋、仪器设备、交通工具等等。

       另外一方面，文件强调要转换机制，增强活力。要全面实行人员聘用制度，严格上岗的条件，落实岗位责任等等，不是说你在这个岗位上可以端铁饭碗。推广的效果和条件怎么样，也不像以前主管部门说了算，需要主管部门、乡镇政府、农民三方来考评。

       二、做大“方面军”。农业的科研院所、农业的大学、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等等，要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措施，引导他们开展农技推广。在这方面，激励机制很关键。比如说，在农业的院校、研究机构，今后要实行推广教授、推广型研究员制度。在财税方面，国家将给予相应的支持政策。

　　金融时报记者:

       我有一个问题问陈主任，关于中国粮食的安全问题。中国现在玉米和大豆的进口都有所上升，我想问一下这样的国际合作在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工作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看到近年来一些中国的农产品公司加大了在国外项目的力度，比如在阿根廷、俄罗斯、菲律宾，这样的趋势今年是否会继续？

　　陈锡文:

       从总量来看，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5亿7千多万吨的粮食在全球粮食总产量中大概占到22%，而去年中国的总人口在全球总人口中大概占19%。

       刚才问到玉米和大豆的进口，玉米的进出口问题我刚才已经回答了，实际上我们利用玉米转化的农产品和农业加工制成品的出口量比进口的玉米数量要多。大豆的进口这些年来确实有比较大的增长，前年中国大豆进口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达到了5480万吨。去年略有下降，是5260万吨左右。

       大豆的进口应该说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一个成功范例。由于气候、技术、品种和运输等方面的原因，近期中国的大豆生产的比较效益比一些主要产国要低。中国的大豆单产水平还比较低，农民种它经济上感觉并不划算，所以适当地增加大豆的进口，把过去种大豆的一部分土地替代出来，生产其他高产、高价值的农产品，对当前中国农村农业的发展是有利的。这种国际合作，是双赢的。

新华社记者:

       请问陈主任，当前中国的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在改革当中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今后将采取哪些措施进行解决？谢谢。

陈锡文:

       刚才唐主任已经介绍到，我想最主要的是体制和投入两方面的问题。从体制角度来看，要促进农业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 如果研究成果只是为了去评职称，为了出版著作，实际上对生产的促进就非常有限。当然体制不光是在科研方面，刚才唐主任介绍了，推广方面也有很多体制问题。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稳定具有非常大的支撑作用。 在中国，研发资金投入占GDP的比重本身就比较低，而农业的比重更低，所以这次文件着眼建立长效机制，提出要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要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提高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

       但是增加了投入，钱怎么用到刀刃上，还需要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形成一套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解决了体制和投入问题之后，农业技术的成果是要体现在地里面的，是要靠一家一户的农民去运用的，因此还要努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技术素质，让他们能够成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真正的主人，这样才能使农业科研成果生产实践中发挥作用。

美联社记者:

       我一共有两个问题问陈主任：第一，关于农业的科技问题。在这次文件中提到过中国要进一步提高粮食的产量，不能够继续依赖使用更多的农药和化肥。中国打算推动的是怎样的农业技术，您是否能给出具体的例子？哪些技术能够激发提高农产品产量的最大潜力？第二，您提到要巩固大规模的农田以及农业的机械化，我想问一下什么是大规模的农田？具体有没有数字？

陈锡文:

       合理使用化肥和农药本身是农业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但使用不合理可能会带来反作用，所以科学地使用化肥和农药非常重要。具体的技术有三个大的方面：一、化肥农药的生产者、供给者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能够提供更加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肥和农药。二、是指导农民科学地使用化肥和农药。这几年国家一直在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单位面积上使用化肥减少大致20%左右，并且实现产量增加、效益提高。三、采用新技术，特别是在农业中实现循环经济，发展生态农业。最经典的例子是中国很多地区所实行的沼气技术，把农作物秸秆、牲畜的粪便集中起来，在沼气池进行集中发酵，既能给农民提供安全、清洁的能源，又增加有机肥来源、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第二个问题讲到关于农业土地的规模和机械化问题。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户均经营规模应当逐步扩大。在扩大中国农业经营的规模过程中，有两点是必须注意的，一是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中国人多地少，再扩大规模我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到不了像新大陆国家、南北美洲、澳洲这么大的规模，一家一户种上两三万亩地，相当于中国半个乡的地只有一户农民种。 当然，中国各地的地区差别非常大，不同地区农业经营规模差异也很大。如果有机会到东北看，例如在黑龙江农垦农场，有的规模可以和美国、加拿大媲美。

       总体来说，我们的农业规模一定是一种适度的规模，这个适度就是人地之间的比例关系动态适应。二是土地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一定要建立在农民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不能强制推进。在扩大农地经营规模过程中，我们要更加注重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就像刚才唐主任讲到的，一家一户种的地能有十几亩、几十亩就不算小了，一台机器可以为十家、八家甚至几十家、上百户农民服务，机械的耕作规模、服务规模可以是非常大的。因此在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稳定的基础上，怎么去发展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怎么来提高农业技术的社会化服务水平，是中国农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