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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邓小平在打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之初，曾说过中国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而中国足球发展的步子却似乎一直没迈出去，虽然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中国足球人弄错了“从娃娃抓起”的方向，也没能吃透其精神实质。现在看来，要想让中国足球得到真正的发展，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级行政部门不仅应承担起“从娃娃抓起”的主要责任，更重要的还在于找准方向。假如青少年足球发展水平能够作为一项政绩来考核，近乎专业比赛的成绩绝不能成为方向或标准。为孩子提供更多更好的场地，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享受足球运动，才应当是最重要的标准。
本报从今天起，将陆续推出关于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现状的系列报道。离开以举国之力仍无力冲出亚洲的国字号球队和金堆银砌仍不够职业的职业联赛，本报记者深入校园，走近默默耕耘的青少年足球教练，走进举步维艰的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向读者展示基层青少年发展的艰难现状，同读者一起探寻推动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的良方。
位于朝阳区的新升小学临近北京东南三环，是一所极为普通的小学。学校有800多名学生，大多是农民工子弟。共有20多个孩子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队。新升小学校长乔育芳今年40岁出头，她很喜欢体育锻炼，经常鼓励学生报名参加各种体育兴趣小组。所以，新升小学足球队的成立并没有经历什么波折——“足球从娃娃抓起”在校园足球这个领域换为“足球从校长抓起”更为贴切，如果校长本身对足球没有兴趣甚至反感，那么学校足球队的建立就会极为困难。
体育教师尚难“身兼数职”
上周三下午3点半，下课铃响之后，北京新升小学足球队中十来个没有补课任务的孩子陆续来到操场。初冬的北京气温还不低，球队的孩子都是一身单衣，跑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上周末，北京新升小学在北京市体育局和北京市教委组织的“小西甲”小学校园足球联赛中，以0∶16输给北师大实验小学队，带队的学校体育老师李晓军赛前还“批评”了一个球衣里面套着毛衣的孩子：“你是来踢球的吗？把毛衣脱了，跑一跑就不冷了。”
新升小学足球队成立刚刚两年，带队训练和比赛的任务，都由李晓军老师负责。“说实话，我以前还每周都会与朋友相约踢一场正式比赛，我觉得自己的足球水平虽然没法和职业球员想比，但起码教这些小学的孩子没有问题。”李晓军对自己的足球水平颇为自信，“都说校园足球重在普及，这点没错，不过我自己带孩子们踢球，还真想让他们踢出个模样来，让别人一看动作很正规，是受过训练的。”
不过，李晓军执教的新升小学足球队还难以与有多年足球传统的学校相抗衡，而且水平相差悬殊——在北京市“小西甲”联赛里，新升小学打了10场输了10场，总共才进了7个球，被人家进的球却有105个之多。
“小西甲”联赛一共包括20个小学足球队，北京市足协向承办者推荐参赛学校名单，学校同意后就可以派队参加。“小西甲”参赛名额有限，尽管10轮过后排名倒数第一，但新升小学或许代表着北京市小学足球的整体平均水平。
其实李晓军已经很尽力了，新升小学目前在职的体育教师只有4名，学校还在对外招聘合适的体育教师人选，目标是招满6名，起码达到每个年级平均有1名体育教师。这些体育教师的任务一点也不轻松，除了教好教学大纲上规定的体育课之外，学区和朝阳区的季度运动会、长跑比赛、游泳比赛、健身操比赛……都要这几个体育老师参与组织，“经常忙不过来”。
这就不难解释为何校园足球难以在大多数小学校里生根发芽，体育老师必须“身兼数职”，而具备足球专业训练知识的人才，却往往因条件所限难进小学校门。
“新政”鼓励专业人才进入校园
“由于没有北京市户口，想在北京当一名小学体育教师太困难了。”这是不少体育院校本科毕业生生共同的感触。记者认识许多在大学中受过专业足球训练的毕业生，但几乎没有人能顺利成为小学体育教师、在小学校园里给热爱足球的孩子进行专业辅导。
“北京全市大概有1500多所小学，不少小学都需要体育老师，但基本的要求除了本科毕业和有教师资格证以外，还必须有北京户口，我们这些从外地来北京上学的人都不行。”3年前在北京体育大学本科毕业的王胜已经回到老家，“据我了解，北京小学体育教师待遇也很一般，新入职月收入也就两千多元，年头长的月工资和奖金加起来也就4000多元，这点钱要在北京生活真困难。”
北京小学体育教师缺编严重，更别说具有一定水平的专业足球教练了。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北京——成都市成华区李家沱实验小学校园足球开展已有10余年，校长廖沁认为，校园足球普遍开展的限制在于：主管部门政策保障不足，场地器材不足，体育教师训练水平不高。
“过去训练经费是家长出一部分，学校补一部分，但现在学校都是绩效工资制，不能直接给体育教师发补贴，外请教练也牵扯到待遇问题。”廖沁说，“没有专业的足球教练，校园足球的水平只能停留在普及上，要想让校园足球的水平提高一些，必须有专业的教练来教孩子们踢球。”
据记者了解，熟谙足球技术的体育教师难在小学甚至中学落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校园足球的进一步开展，对此，“全国校园足球办公室”负责人陆煜告诉记者，为解决这一难题的相关倾斜性政策很快就会出台。
“我们正在努力向日本学习，比如日本文部省直接负责他们国内的教育、文化、科学和体育，所以文部省规定每个中小学校都必须成立足球队，各个学校响应就非常快。”陆煜说，“现在我们国家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共同组成全国校园足球办公室，很快就会有一些新的政策试行。”
按照陆煜的介绍，全国各地的退役足球运动员，如果想进入中小学校当体育教师，可以获得两年“试用期”，在此期间，退役球员必须通过教师资格证考试才可以“转正”。
“我们还是在尝试阶段，觉得这个政策可能会给校园足球带来提高，因此，率先在某些城市试行这个政策，看看效果。”陆煜说，“目前校园足球正在全国48个城市进行推广，大约3000所中小学成为校园足球试点学校，但和全国660多个城市、30多万所中小学的范围相比，开展校园足球的学校才占1％，远远不够。”
“外来的和尚能念经”
事实上，不仅校园足球受制于专业教练极度匮乏，10年前一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足球学校如今多数已关门大吉，基层教练水平低下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自从1994年中国足球实行所谓职业化后，长达17年，不但青少年球员培养体系完全坍塌，教练员培训制度也无人过问。”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技术部主任杨新利说，“这两年我们刚刚建立足球教练员等级培训制度，希望5年之内看到效果。”
“教练员等级培训制度”将足球教练员分为6个级别，等级最低的“指导员”只需要参加3天的培训就可以在基层单位展开足球教学，D级教练员证书则需要一周培训通过相应考试才可获得——这也是校园足球水平得到整体提高的根本保证。
在教练员培养体系建立完善之前，中小学校园的足球水平提高还要靠“外来的和尚”念经。
明年满60岁就该退休的刘德利是北京足球队前队员，退役后一直在崇文区业余体校担任教练，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把手下出色的孩子送进职业俱乐部梯队。如今刘德利利用业余时间“客串”115中小学部的足球队教练，自从有了专业教练的辅导，115中小学部的孩子在比赛中一招一式已初见功底。
现在参加“小西甲”联赛的115中小学部足球队排名第三，成绩相对不错。聊起少赛一场排在第二名的南湖东园小学队，刘德利不无得意地说，“他们的教练是我学生的学生。”
南湖东园小学队教练黄伟以前随北京宽利俱乐部队征战甲B联赛，球队降级后，黄伟进入当时的首体师读研究生，毕业后加盟在北京颇有声望的越野俱乐部担任教练。越野俱乐部总教练蔡伟就是刘德利的学生，所以，当115中小学部队碰上南湖东园小学队，黄伟肯定要先跟“刘指导”打个招呼。
“南湖东园小学还是比较重视校园足球的，也是我以前所在俱乐部的合作学校。我不算是学校的老师，只是每天学生放学以后，我去学校带他们训练。”黄伟说，“他们本校的体育老师完成正常课时就够累的了，精力和水平都有限，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种合作方式还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因此，在校园足球解决足球师资问题的新政出台之前，业余体校和业余足球俱乐部的教练们将充当带动校园足球整体水平提高的先行者，也只有他们积极参与，中小学校园足球活动才不会趋于平淡。
本报北京11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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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后，校园足球几成空白。在中小学层面，各省市只有少数足球传统校保留正规学校足球队，不少业余体校受条件所限解散足球队，职业俱乐部梯队和为数甚少的足球学校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主要来源。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开端，在中国足协注册的青少年球员为1.5万余人。
2002年：中国足球史无前例地打进韩日世界杯决赛圈，在中国足协注册的职业球员约400人，注册的青少年球员约3万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奥队惨败。当时，在中国足协注册的青少年球员约6000人。
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及“实施方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两部门首次就一个单项体育运动联合发文。当年10月14日，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正式启动。
2011年：各中小学校足球队队员约6万人，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中小学生数量约30万人。
2014年（预期）：开展校园足球活动的城市达到200个，校园足球队伍7500支，注册球员50万名。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办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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